在一篇署着神秘假名“X先生”恰逢其时的文章里，乔治·凯南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计划可以如此容易地被转变成军事方面的努力。华盛顿最受人尊敬的苏联事务专家凯南（他曾经把尼布尔称作“我们全体的父亲”）在40年代早期就一直警告说不要抱战后与斯大林合作的希望。在1946年初他从莫斯科向华盛顿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表示“克里姆林宫对待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的根子在于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1917年之后，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东方的隐秘性和阴谋”相互混合，俄国的这种“不安全感”就有了爆发性的膨胀。 这封电报引起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对凯南的注意，他帮助把这位外交官调回华盛顿，并对凯南发表“X”文章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篇文章道出了政府关于什么使得俄国人像共产党人那样行事的看法。然而，这篇文章分析的出发点并不是对“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的强调，而是一种关于斯大林的政策的假定，即它是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这位独裁者决心利用“资本主义的包围”巩固个人权力的决心所共同塑造的，因为马列主义号召在外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势力，而所谓“资本主义的包围”可以被作为对苏联群众施加严密管制的根据。凯南对苏联人关于“包围”的这种说法避而不谈，尽管他承认在30年代纳粹和日本对于苏联曾恨之入骨。（他从未明确提及1918—1920年美国和日本军队对俄国的军事干涉，以及美国在整个20年代试图在政治上孤立苏联人的做法。）“X先生 ”相信，斯大林推翻西方国家政府的决心不会有丝毫松懈。如果苏联的政策有任何软化的迹象，那都不过是是故意用来麻痹西方、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因为归根结底，苏联的外交“只会沿着规定的道路前进，像一个上足了发条、朝向固定方向移动的玩具车，只有撞上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对像瘟疫一样蔓延的苏联侵略，“只有通过在一系列经常变换的地理位置上和政治议题上采用娴熟而警觉的反击手段才能加以遏制。”美国将不得不独自、单边地采取这种遏制政策，但是如果这样做没有削弱美国的繁荣和政治稳定的话，苏联党的结构将会进入一个巨大的紧张时期，在其达到高峰时“苏联的力量要么是崩溃，要么就是逐渐软化”。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冷战的更有趣的争论。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新闻工作者的领袖，也是不接受“同一个胡桃的两半”的观点的人当中的一员。他在激赏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谴责杜鲁门主义的军事方面，因为他不同意凯南对苏联动机的评估。而苏联的动机当然是任何关于美国政策的辩论中的关键点。在一系列报纸文章当中（后来以《冷战》为题结集出版），李普曼认为苏联的政策更多地是由俄罗斯的扩张传统所塑造而成的，而不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斯大林不仅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也是彼得大帝和所有俄国沙皇的继承人。”因为红军在1945年横扫中欧的胜利，斯大林有能力取得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们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地盘。这种观察角度使得李普曼能够把苏联的推进行动看成是传统的对国家安全的寻求，进而又使得他认为如果美国提议俄美两国的军队都从中欧撤离的话，苏联是会接受的。这样就无异于在这个火药桶一般的地区拔除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