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杜鲁门一向支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而且，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对阿拉伯人持有偏见，认为他们如同漫画人物一般荒唐。一位官员私下里写道：“说到阿拉伯人的感情问题，我并不在乎那干瘪的驼峰，”只要他们别攻击“我们的石油投资”就行。1947年，杜鲁门希望可以把巴勒斯坦分割开，以便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因此，他与其政治顾问而不是外交顾问的意见一致，这并不是不合乎逻辑的。在诸如俄亥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州，犹太人的选票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虽说杜鲁门总统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的同情的确是真诚的，但是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如下评论也是正确的：杜鲁门没有听从其外交顾问的意见是因为“在美国没有阿拉伯人的选票，但有大量的犹太人选民，而美国却又总在选举”。

在柏林和以色列的决定上，杜鲁门得到了国会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杜鲁门并没有就这两件事向国会正式征询意见），以至于在1948年大选当中，外交政策并没有成为杜鲁门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omas Dewey）之间的主要议题。1948年9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生活》杂志上撰文，总结了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为了和平，我们必须冒战争的风险。”尼布尔宣称，苏联人比我们弱，他们不会开战的。“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的妥协了。我们必须在绵长战线的每一个点上都站定。” 这些观点构成了两党外交政策的基础，尽管它们的政策纲领不见得在每一个地方都相同。与民主党相反，共和党强调拯救中国的必要性，热切呼吁两党合作，同时更加强调军事力量的建设，又指责杜鲁门总统没有搞懂俄国威胁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民主党人为了回应最后一项指控，在竞选纲领中增加了一条谴责“国内外”共产主义（共和党的政纲中没有这么一条），并承诺强力实施反颠覆法律。

冷战议题进入了竞选，只不过冲突是在民主党人和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之间展开的。因为进步党人叫嚷“两个老党”不想与俄国人解决问题，所以进步党连同它的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者一道，成为那些主张为了打赢冷战无所不用其极的美国人迫害的对象。很明显是因为其政治观点，一名华莱士的支持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被刺身亡。在埃文斯威尔学院、布莱德利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西北大学、佐治亚大学、迈阿密大学，进步党的追随者因为其政治主张而遭到解聘或其他方式的迫害。“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害怕华莱士会分裂自由派阵营，从而把胜利拱手相让给杜威，所以尝试采用了“株连”（guilt-by-association）策略，即把进步党的主要捐赠人的名字公布在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报纸上，之后开列出司法部长所指定的一些颠覆组织的名单，指出这些捐赠人是（或者在很久以前曾经是）这些颠覆组织的成员。

柏林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杜鲁门在国内事务上的向左转，使得进步党一度怀有的赢得选举的希望归于破灭。杜鲁门亲信的政治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甚有预见，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告诉总统：“和克里姆林宫进行的斗争能给政府带来很大的政治优势……事情变得越糟，糟到某种出现真正的战争威胁的程度，危机感就越强烈。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美国公民都会支持他们的总统。” 华莱士只得到了1157326张选票，半数来自纽约。一些人倒向华莱士左派，另一些人倒向南部民主党右派，而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杜鲁门落后于杜威，这都给杜鲁门的选举带来麻烦，但他最终克服了这些麻烦，赢得20世纪美国政治中最大的选举翻盘，对此快慰之至。华莱士最终在1950年退出进步党，支持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行动，由此进步党迅速衰落。在欧洲，关于北约的谈判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