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员都很欣赏阿登纳突出的政治家风范，但并不赞成他的策略。美国陆军的一个规划单位制订了一个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且发动了一场运动来促成北约接受西德入盟。但是，国务院则认为重建德国军队将会引起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弹，会招致波兰和俄国的不悦，还会引发法国强烈的敌意。 法国人可能不太了解华盛顿的这种内部斗争，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美国在北约中势力过大，如果德国被重新武装起来，将会对法国的独立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于是法国人展开了报复，试图排挤美国，增加自身在欧洲大陆上的实力，他们的做法以往如此，未来仍将如此。

1950年初，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建议，“小欧洲”（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比卢三国）对它们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实施联营。像美国军方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一样，这个“舒曼计划”也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德国的基础工业将被整合进西欧；鲁尔（Ruhr）实际上将被国际化，这样（如同法国希望的那样）在摧毁了德国的军事能力的同时，法国还将有权获取该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基础工业的联合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促使交通和农业也汇入欧洲融合的壮阔运动当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计划并没有包括英国和美国，这将会增加法国对于西欧的影响力。

法国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拴住德国、塑造西欧。美国人则打算通过北约的军事结构来影响德国和西欧的局势。50年代初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到了21世纪初，欧洲的发展也面临着这两个选择。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美法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恩怨。1949—1950年，乔治·凯南提供了第三种选项。他认为通过某种关于中欧中立的计划，俄国可以得到遏制，冷战的紧张局势也将得到缓解。凯南认为北约是这种中立化的障碍，因为新的联盟会永久地分裂德国，而且会使得德国重新被武装起来。

当凯南在国务院内部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他遭到艾奇逊的强列反对。这位国务卿更喜欢以前的“X”先生而不是现在的这位“X”先生。但是俄国成功地爆破原子弹却使凯南对自己的想法更有信心了。50年代初，凯南宣布将离开国务院去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这样，国务院内部另一场关于“脱离”（disengagement）的争论也就打住了。

3 “美国失去”了中国

凯南的离去并不能使得艾奇逊不再受到批评。艾奇逊身为“欧洲第一”论的鼓吹者，而且在蒋介石失去中国的几个月中他又正好在国务卿任上，所以他成了人数越来越多的蒋介石支持者——所谓“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攻击对象。该集团始于二战期间的中国驻美使馆。它主持在美国的亲蒋宣传活动，靠着向中国非法贩运麻醉品来获得活动经费。直到1948年，院外援华集团还是微不足道的，但随即就转变为一个高效的压力集团。首先，该集团争取到那些认为杜鲁门把中国和自由企业制度出卖给了共产党的美国富裕保守人士的支持。第二，许多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征服中国的时候，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这种失望情绪，加之他们对中国（和美国权力的限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导致他们轻易地得出结论：有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隐藏在国务院内部，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金钱，把中国陷落归结为上述原因在政治上的好处，加之某些当事人在亚洲的个人经历，使得院外援华集团得到了一些重要议员的政治支持。这些人包括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后来的共和党多数派领袖）、肯尼思·惠里（Kenneth Wherry）（他曾经说过，“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会提升上海向上、向上，一直向上，直到它和堪萨斯城一模一样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