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贬值，资源品价格必然上涨，而这种上涨并不仅仅体现在商品领域。

不妨对照一下中国A股2005年年底到2007年年底，2008年年底到2009年7月，以及2010年6月到11月中旬的走势，无不是以黄金等贵金属、稀土等稀有有色金属和煤炭等传统能源为代表的资源品（包含提升资源价值的技术加工相关品种）的价格走强为基石的。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这只能说，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在资源类趋势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原理，在通货膨胀方面体现得非常直接和分明。通货膨胀从来都是从量变向质变悄然演化的。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比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1000%。1923年那次通货膨胀末期，物价水平较两年前上涨了300亿倍。即使是购买最基本的物品，也需要数量惊人的货币，买一片面包就得要一手推车的现金。货币贬值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天之中，要分好几次向工人支付薪水，而工人也要赶回家将领到的薪水花出去，以免它变得一文不值。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通过货币的交易越来越少，物物交换重新出现并盛行起来。⑦

德国一则旧时的报道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荒诞：一个家庭主妇装了满满一手推车钱（仅够买一点食品）去买点吃的，一个小偷趁她不注意，把一车钱倒在地上，推着车子飞快地跑了。车子比钱价值高得多、稳定得多也可靠得多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价格上涨更甚，每月上涨近20000%。⑧

您也许会觉得这些例子有些极端，毕竟它们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发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货币的贬值并非由于社会动荡引起，确切地说，更多的情形是货币贬值过快、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隐患引发了社会动荡。很多货币快速贬值的隐患在社会动荡以前就已经埋下，只是人们浑然不觉而已。当危机意识成为群体性反应的时候，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就会突然呈现出来，犹如一张美丽的画皮在刹那间脱落而露出狰狞的面容，令人猝不及防。

换句话说，人们感受到的是纸币突然间跳水般地贬值，实际上货币的超发早就开始对应着急剧缩水后的购买力，只是暂时被遮掩了而已。

苏联时期，1卢布兑换2美元还多，但解体后，变成了40000卢布兑换1美元（这里的卢布指的是旧卢布）。这种变化虽然表面上看仿佛是瞬间完成，实际上是早已铸就。

人们被货币欺骗

19世纪中叶英国一位名叫格莱顿的议员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要多。”

货币为何有这么大的欺骗性？

我们有必要从一些基本的常识入手，来更清楚地讲明这一问题。

马克思认为，实物是最早的货币。在中国，牲畜币是最早的实物货币。

研读史料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货币从最初产生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用，且“不容易大量获取”。⑨

这是货币功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必须依托的基础。一旦作为货币的商品过滥，就会丧失货币的功能，遭到抛弃。

货币必须“不容易大量获取”才能确保其信誉度不减，确保其购买力不缩水。这种特性贯穿了纸币问世以前的整个货币历史——在纸币之后，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通过权力使货币对社会上的人而言，仍然是“不容易大量获取”。

在金属货币时代，由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保持一致，出现了“自由铸造”的现象。比如，前资本主义的西方，公民有权把经法令确定的货币金属送到国家的造币厂铸成铸币，造币厂代公民铸造，或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熔炼打造成本；公民也有权把铸币熔化，但严格禁止私自铸造。⑩

由于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一致，政府几乎没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甚至还出现了政府铸币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常常会非常“痛苦”。清代从19世纪初起，由于鸦片走私日益严重，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开始出现银荒，银价上升。清政府铸钱是按白银核算成本的，银价上升，必然使铸钱成本增加。银贵钱贱对政府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铸钱亏损。

据史料记载，雍正年间铸造重一钱四分之钱，仅宝泉、宝源二京局每年即亏损白银30万两。制钱的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背离，还导致了制钱被大量私销取铜的问题，使得流通领域里制钱供应量严重不足，“流通日少”，因此，当时的奏章中，屡屡提及“钱荒”问题。

金属的特性，竟然使得这种货币时代的政府，在某些阶段连铸钱的动力也丧失了，出现了“钱荒”，这种现象在今天这个纸币满天飞的时代，看起来是多么遥远！

开采贵金属的工具和技术落后，贵金属的生产数量比较稳定，限制了当局随便发行货币图利的机会。但是，统治者最终还是找到了简单的让货币贬值的方法：一种是让金属币所含金属小于它所代表的币值；另一种是在铸币中加进其他贱金属，导致货币“成色”下降而币值不变。作为货币发行的绝对主导者，在这方面，政府并不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