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低声说，黑色工靴上流出的雨水渗到了地毯上。

我好奇而又有点不耐烦地注视着他，尽管他的外表乱糟糟的，身上却有着一种与外表不甚协调的高贵。然而，要不是听说是朱莉娅介绍他来的，我才不会开门让他进来呢。朱莉娅曾经说过，没有行动的道德姿态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无论这是她自己的原话，还是引用别人的话，都无关紧要。想到他内心很苦闷，并且也像我一样忙，我就努力使自己显得耐心些。

他清了清嗓子，“从哪儿说起呢？我想最好还是从4月，即三四个星期前，我开始做那些奇怪的梦时说起好了。我说那是梦，因为那个声音是在晚上我睡着时开始的，但我醒来后，那声音依然响个不停。”他的声音变哑了，“吓死我了！听上去像布道似的，在我耳边不停地回响。唉！”

他低下了头，双肩开始颤抖。

雷克斯在我脚下低声叫着，它没有对这个浑身湿透了的来访者大声吠叫，表示出几分友好，但也保持着相当的警觉。我回应着它的低叫，伸手在它的耳后蹭了蹭。

“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那人呜咽着，抹着眼睛。“这个声音在我心里日夜不停地响啊响的。”他在他那油迹斑斑的茄克衫里胡乱翻找着什么，“我抽支烟，您不介意吧？”可他改变了主意，把香烟又塞了回去。“我想我快要发疯了。”

朱莉娅在哪儿找到这个人的？我到厨房拿出一个碟子让他放烟灰。他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声音……没有意义，反正对我没有意义。它说的是‘治理世界’的什么事情，那是什么意思，伯恩斯博士？我是个卡车技工，修理柴油发电机，我哪知道什么‘治理世界’的事儿！可这个声音没完没了，我对自己说：‘哈罗德，找人帮忙吧！’”

“哈罗德？”

“我的名字——哈罗德?蒂姆斯。”他伸出一只手。他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欧洲腔，但从名字上看不出他是不是欧洲人。我是个经济学家，不是语言学家，我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

“您从哪里来？”我问道。

“罗马尼亚，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他答道，紧握着我的手。

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赫斯特学院教书的第2年底，大量的阅卷打分工作和无休无止的教职员工会议搞得我筋疲力尽，没完没了的博士论文忙得我无暇他顾。桌上堆着一大堆未回复的圣诞卡，洗衣篮里塞满了脏衣服。微波烤鸡的香味从厨房里飘了出来，我的肚子“咕咕”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