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菜上来了，斯密好像很放松地切碎羊排，边嚼边沉思，随后他放下了叉子，“我在担忧自由的持久性。”他说，“从历史的观点看，自由并不是个持久的概念。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正是一个古老的魔鬼，正如商人和生产商的垄断一样阴魂不散。人类统治者们既不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们能指望他们停止尝试吗？”

“你是在给‘乏味科学’这一短语添加新的砝码。”我说，引来了韦恩和卡罗尔的一阵大笑。

“听我说，”斯密继续说，“制度不会仅仅因为它在运作，甚至运作顺利而存在。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它们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被一个潜在的道德支持结构所保护，美国据说可能是根据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离论构造的。但孟德斯鸠告诫说，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实际上引自孟德斯鸠。让这些话从斯密的口中说出是出于艺术的想象，可以看做是斯密在他的法学讲稿中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观点（斯图尔特，《哲学论文集》，第1章、第2章）。

“公民意识。”卡罗尔插嘴说。

斯密拿起叉子，说：“18世纪，当各国领导人被灌输启蒙思想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都兴起，这不是很符合逻辑吗？‘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社会的互相联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道德规范的话，社会将崩溃。”

“在美国，市场和民主从来就不够强大。”我说。

斯密的额头上渗出汗珠，疲劳使他更加费力，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用力。“市场受到人性基本要素的刺激，”他说，“你要用善行和正义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平衡这些市场。”斯密提高了嗓音，“但是如果操行的道德标准被废除又会如何呢？如果贪婪肆意猖獗，人们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客观的逻辑和合理性成为每一个不公正结果的庇护所的话，人民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自由市场不能为社会储存足够的潜在支持，这个自由市场将会被取代，出自威纳（1960年）的论述：“自由放任主义在英国的衰落，系统地针对整体经济，针对自由市场的国家干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占优势的收入分配模式不满的结果……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热心于自由市场，除非它的运行能保持他们可以接受的‘分配公正’。”威纳针对19世纪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者对任何干涉表示“敌视”的情况，谴责了英国自由市场的全面衰落。这个矛盾的结果便是自由市场的崩溃与福利社会的兴起。

“逻辑怎么能削弱除迷信之外的其他事物呢？”我生气地说。

两个人影在我们的饭桌前一闪，我心里“咯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