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请回顾这一章的题目，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首先，有些问题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回答。譬如，什么时候一个人有权不服从政府？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一个政府能够合法地违反道德法则吗？所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都应该被消除吗？这类问题不可能不经思考便得到答案。相关的信息可能来自于社会科学、个人经历、历史或其他资源。但是只有思考可以决定哪些信息有用，并将它用于回答问题。

但是,许多美国人会问，这类问题一定要得到答案吗？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手头的实际问题上不是更好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对现实采取任何态度，甚至是将精力集中在实际问题上而摒弃哲学思考的这种态度，都是含蓄地选择了一种哲学立场。实际问题应该优先于哲学问题这一观念正是一种哲学观念——只有通过哲学思索才能系统地阐述这一观念——并为它辩护。美国人惯于不耐烦地挥之而去的问题却被我们的生活强加于我们。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回答它们。我们的唯一抉择是如何回答它们：经过思索认真地回答，还是不加思考不负责任地回答。

用另一种方法解释就是，只有通过观念我们才能辨别现实，完全进入与它的关系之中。一个观念就是一种光亮。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政治观念，我们的集体生活会湮没在黑暗之中。

譬如，很明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纳粹主义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诸如法律的尊严与独裁是邪恶的这样的观念，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些观念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经由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Cicero）和洛克这些哲学家形成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几乎对于每一个美国人都很清楚，美国黑人所蒙受的种族歧视是非正义的。但是为什么这很清楚呢？极端的不平等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盛行上千年，并且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可以引证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轻率的接受。帮助我们观察美国种族歧视状况的一线亮光，来自于平等的观念——如果不是像洛克、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这样的思想家，我们可能不会拥有这种观念。也许有八或十个观念——这些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思考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明灯。它们使我们能够认清集体生活中的现实。

当今美国文化对行动和事实的褒奖必定以塑成它们的观念和思考为前提。为了理智地行动，我们必须有我们寻求达到的目的。然而，如果目的不是一种特定的观念——一种事态称心如意的概念，又能是什么呢？譬如，在过去二百年中，为了获得自治，人们经常进行抗议和造反。但是，在几千年中，大多数人都默许了极端的贵族统治。对自治的要求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性，而是来自于一个观念。奉行行动主义的美国人对于思考没有耐心，却站在通过反思建立起来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他们以及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将掉进一个真空之中，理智的行动将不再可能。

关于对事实的渴望，也可以有相似的说法。不加区别地将每一个得到注意的事实搜集起来，并不能使这种渴望得到满足。这种研究只会形成不重要和没有联系的信息元素的混合。如果没有观念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重要，难以料定是否会发现任何事实。因为，事实并不像石子儿一样躺在那里，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头脑的力量去辨别和联系。如果对事实的兴趣有哪点值得尊重，就是它对有组织的和重要的知识的兴趣。然而，没有观念，头脑中就不可能有这种兴趣的存在。譬如，想一下我们拥有的关于贫困的知识，如果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改革者的观念不曾激励并指导这些知识的积累，我们会拥有这些知识吗？

当然，只有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出的观念照亮了现实，从而指引了行动和研究。但是，大多数有影响的思考是由几个思想家完成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剩下的人根本不需要思考了。一个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们意见不统一。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并且通常相互矛盾的观念。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我们怎么决定接受哪些观念呢？

此外，即便我们愿意本能地、不加鉴别地接受一些观念，如果没有经历过创造它们的那些艰辛和怀疑，我们也许不能够理解它们。譬如，人类是平等的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显然，他们在任何可衡量的品质上都是不平等的，如智力、健康或情感平衡。人们也许会说，他们只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他们实际上在各方面毫无平等可言，为什么在法律面前要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这个问题不需要去追究，很清楚，对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平等的概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