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如何通过思考获得的？

首先，提问和思索能使人在自由和独特性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所有深刻、认真的思考，”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都只是灵魂在她的大海上坚韧不拔地保持自由独立的努力。”当再一次谈到灵魂或本性时，他又说，“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图谋将她（灵魂）抛到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①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就是恐惧、偏执和狂热，我们会把“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看做是意识形态、官僚主义以及独裁国家，这在二十世纪比比皆是。进行思考就是站在一边，证实自己的、不可缩小的现实。那些认为政治思考无益的人应该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政权同意这个观点。它们尽一切可能压抑这种思考。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窒息个性。

思考不仅是通过否定和疑问认识自我，而且是一种聚合自我，尝试性地确定自我的方法。思索一个哲学性问题是要你将最强烈的印象和信念置入意识之中，将它们告知其他人，并对它们进行检验。并且，它唤醒所有你已经读过和经历过的一切，尽力揣摩它们的意义。思考是一种对自我的召唤，因此哲学思想的主观性特征——使之不能得到证实——就并不完全是一种缺点。它也许会使哲学丧失科学规律那种普遍有效的力量，但是它反映了个人的本质。无论对疑问不断地思索或容忍疑问的存在，都在个人特性的形成中起到了作用。

另外，思考不仅是对自我的召唤，也促使我们与他人接触。如果所有严肃的、坦率的反思都承认自己也许会错，那么，由于同样原因，就是承认其他人也许是对的。就这种意义而言，思考是一种公共的状态。这意味着要推倒自信满满的教条的围墙，尝试进入他人的头脑中。深信不疑的信念（strong convictions）无疑在政治哲学的发展中起到过作用，而且某些信念也许对个人的稳定性很有必要。但是，没有遭到怀疑的信念会使人们相互之间产生隔阂。那些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变得不易妥协，并且自我封闭。为了思考，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念提出疑问，以克服我们对他人的蔑视，因为我们经常对持不同信念的人抱有这种态度。总之，如果思考会把个人从尊奉和盲从的人群中分离开，那么，思考也会将个人置入对生存抱有疑惑和神秘感的一些人的陪伴之中。

最后，有些哲学家认为思考是通向认识超验事物或认识上帝的途径。当然，对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来说，这将使思考成为通往幻觉，而不是通向人性的道路。甚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也会吃惊，也许还会被这个观念触怒，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一个对必然性有摧毁性并导致无确定结论的行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接触。宗教信仰难道不是一种绝对确定的状态，将所有疑问和问题都明确地抛开了吗？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不是。①我们肯定的事物通常只是偶像：上帝不能够被包含在一种教义中。

我们可以争论说，鼓励对宗教的坦诚与认识是思考对人性作出贡献的主要方法之一。上帝和那种由思考磨炼出来的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性。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是现代存在主义（modern existentialism）的发起人之一，他曾毅然地断言，“自由和上帝不可分离”。他还以他那种典型的有点费解，但是有挑逗性的言词说，“在我是真正的我自己的地方，我肯定我不是荡然无存的。最高的自由境界是从世界中解脱时所体验到的。这种自由与超验性有深刻的联系”。②

那么，通过思考，一个人可以进入生命——自我的生命、他人的生命甚至是超验事物的生命——的神秘之处。如果真是如此，固定的和确定的结论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当人们思考——保持灵魂在海上的自由独立——而不是安全地躲在“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上建立起来的结论之屋中时，人们就与真理更接近了。

由于思想家是在寻求一种真理，而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那么，如同在为本书挑选的格言中所述，“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一个悖论是一种陈述，无论实际上如何，它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譬如，卢梭断言人类能够受到强迫地获取自由，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受到逼迫和获取自由是相反的状态。

当然，并非每一个悖论都有价值。断言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公元前44年和公元1865年被刺杀，在形式上是个悖论。但是，它没有一点价值，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意义。一个值得思想家热爱的悖论必须包括一个可能的真理，如同“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一样。强迫和自由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极其不确定。因此，虽然刚一接触时很令人吃惊，但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明显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