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人能像尖锐、诙谐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那样巧妙地争论到，人们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霍布斯坚持道，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威慑他们的情况下，人们在一起时没有欢乐，只有痛苦”。霍布斯用在政治理论书籍中最著名的警句之一断言道，这样的生活，“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和短寿的”。①

可以说，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中有两层意义的隔阂。表面的一层是心理上的。人们受到隔阂，因为他们本质上是自私的。一个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他们也寻求像财富和威望这类利益。如果没有权力，就无法取得这些利益。因此，霍布斯把人类归于对“一个一个权力的那种重复不停的、无休止的欲望，这种欲望直至死亡为止”②。我们对他人毫不关心，除非他们在我们达到个人目的的道路上有利或有碍于我们。这种自我中心感既不是堕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品质。作为人，就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权力。

在心理层面的隔阂的下面，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本体论层面的隔阂。本体论（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本体论的（ontological）是指霍布斯的有关事物本性（nature of being）的概念。霍布斯是个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认为每一个实体是完全可以用空间、时间和因果律来限定的。宇宙是由运动的物体构成的。一个人只是构成宇宙的一个物体，比像岩石和树木这类物体更复杂，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推断：人类的统一，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物体在本质上是各自外在的，不可能用诸如同情、同理心或共同目标的纽带将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统一起来，就是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地方，或迫使他们联结在一起，像砌墙时的那些石头一样。由于霍布斯认为人类是物体，因此，他的结论是，人类只能通过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来统一。

许多思想家持有相反的观点：人类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些思想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大概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是政治科学的创始者。亚里士多德来自古希腊城邦制度（Greek city-states）之外（他是马其顿人）的世界，亲眼看到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崩溃。但是，他站在高处，深刻地洞察着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精神气质，并有力地表达了古希腊对城邦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的情感。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就像一片叶子在它最内在的本质上是一棵树的一部分一样，一个人出于他的本质就是城邦中的一员。“一个孤独的人——不能够分享政治交往的利益，或因为自足而没有分享的需要的人——不属于城邦（polis），因而必定是野兽或是神。”①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逻辑上把统一的概念发展到它的极端——一个全球的、完全平等的政体。亚里士多德相信，人们不可能有任何比城邦规模更大的统一。此外，即便在城邦内，只有极少的人可以获得在公民身份上的统一，大多数人只适合做手工艺者、劳动力或奴隶。尽管有这些限定条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还是清醒地、有力地否定了人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也许他最著名的话就是“人是政治动物”，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孤单地、私下里认识到我们的本质，只有与其他公民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

面对选择霍布斯还是亚里士多德——决定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读者们会感到非常犹豫不决，这是可以谅解的。如何能够解决这种问题呢？甚至于，如何能够探讨这种问题呢？也许最好的方法是窥视自我，检查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作为一个人，终归应该对一个人根本上是什么有一些重要的见解。然而，深刻地、诚实地窥视自己不是件易事。检查反思结论的方法是必需的。这些方法中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观察你周围的人。朋友和熟人可能能揭示许多人性，你读到过的人物也可能提供涉及人性的教诲。人性的最深刻的学生，俄国小说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显然从报纸上获得了，或至少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许多见解。美国最精明的总统之一，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用大量的时间阅读历史。研究人性的最丰富的资源之一是文学著作。一本好的小说包含了某个人提炼过的观察，这种人一般都是精于观察艺术的人。

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人在本质上是否受到隔阂的问题，不可能有科学的答案。这只是因为，人不是一个像石头或星球一样的物体，对那些物体可以进行客观地研究和理解。因而，选择霍布斯或亚里士多德最终就依赖于信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选择是盲目的。这可能受到每日的报纸和其他经验证据的影响和指引，也可能受到伟大的文学作品、圣经或所有这些的影响和指引。但是最终，总结性地说就是：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必须挑选你感到能够接受的人性观。在接踵而来的相关问题中，还要谈到这些内容。

同时，让我们转移到下一个问题，它也许对我们是否在本质上受到隔阂的争论有所帮助。如果像亚里士多德所争论的一样，由于本性人没有受到隔阂，为什么和平与和谐总是如此短暂和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