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比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的小说更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他是预见到了我们时代问题成堆的少数几人之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问题处于两个激进的敌对观点之间，这两个观点就是“人神”和“神人”。前一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已经摆脱掉宗教信仰的奴役，通过他们自己在艺术、政治、战争、商业、科学等方面的努力，呈现了上帝的辉煌。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人神”的形象是无神论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人类渴望无限性并拒绝向上帝叩头，必定尽力使自己变成上帝。然而，其结果是远离普遍的爱和同情心，而这些情感正是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吁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实际上，否定上帝也是对个人尊严的否定，对所有道德法则的否定。“人神”结果将变成一个罪犯、一个暴君或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革命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拒绝现在如此普遍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他还拒绝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这种观点许多信教的人也具有，也就是认为无论一个人是无神论者还是教徒都纯粹是私人的事。在人们“秘密的心”中发生的事，必然将在公共世界中寻找表达方式，个人私下里丧失了信仰会威胁到文明。“人神”早晚会从安静的家里——他可能是在那里出生的——走出来，开始在地球上造成大破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神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耶稣是原始的“神人”。耶稣勾画的理想是，男人和女人通过上帝的仁慈，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和行为，提高到神的地位。理想只能通过基督教来实现。耶稣实际上是神圣的伴行的邀请，谁接受了这个邀请，就进入了神的光辉的照耀中，但是，谁要是拒绝这份邀请，就进入了永久的黑暗。在那里，所有的尊严都丧失了。因此，在他看来，基督教的衰微——这在二十世纪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更明显——是一个吞噬一切的大灾难。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四个问题，使我们能够从最基本的特征来考虑人的关系。我们问到了隔阂的来源：它是从人的最深的、不可改变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它能如此持久地折磨人类的关系？我们还问到治愈隔阂的可能性：理智能否使我们统一，或者，需要什么超出理智的，也就是宗教来进行？

也许应该停下来，回忆一下，我们不能够不思考人的本质而思考这类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与我们碰巧是什么是有区别的。也许也应该回忆一下，思考人的本质时，我们涉及了一些不可能完全地、最终能用任何文字陈述总结出来的东西。一个人从根本上而且永远是个谜。更简单地说，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我们总是比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①这对我们思考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这主要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思虑再三。如果人总是比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那么，可以加诸人性任何相关的陈述。因此，谈到个人和社会，我们必须避免任何说我们所讲的包含事物的整全的、不可改变的真理的倾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表达对他人的强烈看法，而当我们开始对他们进行哲学探讨时，就必须谨慎运用结论性的“是”或“不是”。总之，我们必须记住，正如格言中所说，在试图理解什么构成我们人性的本质时，我们力求“发现思想不能够思考的事情”——至少，不是全面的和无可置疑的事情。

要做到思虑再三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喜欢用下结论和绝对自信的口气做出陈述。即便如此，仅仅做到思虑再三也不够。我们必须要锻炼能够容忍相反的意见。这暗指一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悖论在我们思考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总是比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便可以增加任何有关人性的陈述。但是，增加上去的不一定会完全适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我们对我们所说的感到比较肯定，而且如果增加上去的（但不是完全适合的）似乎有一些基础，那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悖论——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克尔凯郭尔——像格言里引用的——是对的，悖论也许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表达了真理。这看上去肯定是混乱的。但是，它的一个含义是，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产生了看上去不能解决的内在矛盾，你不应该感到过度的沮丧。这些矛盾也许标志着接近了真理。譬如，很可能人在本质上不是那么绝对地受到隔阂，或是统一。我们用于讨论和思考这类问题的词汇似乎更适用于论述那些像石头和砖头一类的东西，而不适用于人类，而且，它们可能不适用于清楚地表达真理。（要做到真正的统一，人们必须自由地统一起来，这个说法讲得通。但是，如果自由意味着个人之间的分离，那么，这岂不是必然要向任何自由创建的共同体的中心引入一种隔阂的成分？）

这并不是说，你不用对你的思考中显然的矛盾感到担忧。一个悖论不会产生出真理，除非它受到强劲的攻击，并且如果可能，得到解决。打个比方，它必须被打得鼻青脸肿，被震得心慌意乱。大部分哲学家在面对人类思考的重大问题时做出了选择，而且，做出选择的有力和理智使他们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初阶的思想家应该追随这样的榜样。 在试图选择一方而不是另一方时，你是在对悖论进行冲击，并且尽力看到隐藏在它背后的真理。

但是，这与所有我曾说过的一样，选择一方从来不应该意味着你对另一方置之不理。时刻准备重新考虑你不同意的论点，是向悖论敞开的一个方法，真理往往隐藏在悖论中。愿意接受另一方，至少是柏拉图为什么一般用对话或谈话的形式对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作出回应、为什么他从不允许这些谈话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的原因之一。

这一章在这里结束不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讨论过的观念如何在人类最严肃的分歧之间得到应用，它们会更加生动。数世纪以来，两个最严重的、最不可通约的分歧是人之间的（城邦之间、帝国之间和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分歧。这将是这一章最后两个问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