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守我们的纳粹军队听到美国军队的枪声越来越近而纷纷逃跑时，我们知道这个漫长的梦魇终于要结束了。1945年4月23日，美军解放了福洛森堡集中营，当天所有的犹太人被分组离开福洛森堡集中营，5人一排并肩穿过德国的乡村，走上了一条死亡之旅，谁也不知道将去向何方。我们那组走出福洛森堡集中营时大概有2 500人，但后来大部分的人都死在了途中，剩下的800人也是奄奄一息。对于重获自由，虽然心怀感激，但很快我的自卑情绪就占据了心头。我是获得自由了，但是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是个盲人了。除了哥哥之外，所有家人都已经去世，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我也非常恐慌，对生活的恐慌甚至超过了在集中营时对死亡的恐惧！尽管我是个幸运的生还者，希特勒的书散布的恐怖依旧在和平年代对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我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重建生活的旅程。1945年12月，西格蒙帮我约见了汉斯·维斯里医生，他是慕尼黑大学眼科诊所的主任。经过一番全面检查，他告诉我的结果跟此前其他医生告诉我的一样：我将永远失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一事实。汉斯·维斯里医生是个共济会会员，对纳粹的劣行深恶痛绝，他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心酸和幻灭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我的年轻人，”他说，“相反，你应该下定决心向世人证明犹太人不是希特勒诬蔑的邪恶种族。高举宣扬宽容和尊重人权的火炬，把这当成获得的遗赠，以此来作为对遭受纳粹摧残的可爱家庭的纪念。”

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积极的印象。是的，我是遭受毒打并因此失明，但我的精神并没有被打垮。我相信健全的心智能战胜受害的感观。我决定用我的毕生精力揭露希特勒的谎言，还世人一个真相。

我听从了汉斯·维斯里医生的建议，很快进入巴伐利亚一家为盲人创建的康复大学学习。我是其中惟一的犹太人，其他学生都是前纳粹军官和士兵。一个周日，大家吃过午饭后，我正在餐厅跟大家闲谈。突然，有一群人开始唱起了纳粹歌曲，我立刻起身回到我的宿舍。两分钟后，其中一个老师进来为刚才发生的事情向我道歉。“没关系，”我平静地回答道，“这些纳粹党人应该知道希特勒是罪有应得，盲从和偏见在战后已经无处遁身。我和我的犹太同胞们丝毫不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描述的那样。我已经把证明这一事实当成我的使命，这样的事不能让我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正是这一使命感，这一被希特勒和他可恨的书激发出来的使命感，给了我力量和目标，让我度过了随后几年中遇到的许多挑战。我于1948年毕业，获得了理疗家的学位。汉斯·维斯里医生又一次伸出援手，帮我找到一份工作。虽然德国人杀害了我的家人，夺去了我的视力，但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德国人：那个曾经在集中营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我的人，还有让我脱离苦难和仇恨的深渊，引导我开创新生活的人。

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小姐决定珍惜缘分，嫁给我这个失明的理疗家，尽管我正专注于揭露她同胞的罪行。我们在美国安了家，用犹太人的信仰抚养和教育我们的两个儿子，为确保犹太民族的延续尽了我们的绵薄之力。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曾写道：“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别人宽容。洪水、闪电、城市的毁灭等，任何恶劣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都比不上偏执带来的自相残杀。”大屠杀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反面例子。这也促使我一直笔耕不辍，一直向大众传播人类的尊严，告诉他们偏执和无视人权会带来怎样的罪恶。

前不久，我接受了当地一所高中的邀请，去讲述我的大屠杀时期的经历。演讲之后，一个学生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艾德曼先生，我的祖父就是纳粹党人。”说完后她就哭了起来。我安慰了这位小姐，告诉她无论她的祖父是谁，也无论她祖父做过什么，她都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也不需要有任何愧疚感。我认为新的一代人只要能宽容和尊重他人，就能避免前代人所犯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