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快20岁的时候，母亲要我嫁给一个陌生人，一个住在芝加哥的伊拉克流亡者。我当时吓坏了。嫁给一个自己不认识、肯定不爱的人违背了父母曾经希望我拥有的一切：爱、激情、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最初我拒绝了，但母亲疯狂地哭着请求我答应。最后，为了能让母亲高兴，我同意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母亲担心萨达姆也许看上了我，所以她疯了般地想让我离开伊拉克，离开他的控制。这件事她向我隐瞒了10年。

我们一家人飞往芝加哥参加婚礼。看到未来的丈夫的第一眼，我就倒了胃口。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但他告诉我他会努力做个好丈夫，我可以完成在伊拉克没完成的大学学业，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慢慢地，我们会学会爱对方。

几周之内我发现我的新丈夫无意兑现自己的诺言。他几乎不给我钱，不许我用车，也不让我念大学。几个月来，我觉得被关起来了，受骗了，被伤害了，像一个签了卖身契的佣人，不受尊重，言语和情感上都受到虐待。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切会好起来的，但事与愿违。和丈夫的一次充满暴力的性生活使我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满是淤青。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我积聚起最后的一点力量把自己拖去冲澡，站在那里，一边哭，一边让热水打在身上。我和这个男人结婚了又怎么样，他刚刚强暴了我。我收好行李，带上自己所有的钱（400美金左右），给母亲当地的朋友打电话，那个朋友帮助我逃走了。

我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上学，交了新的朋友。一切慢慢变好了。我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包括带着战争伤痕的童年、生活在萨达姆阴影下的年月以及饱受虐待的婚姻。我把自己经历过、忍受过的所有伤痛、恐惧、创伤埋在内心深处的盒子里。我从来不想看它或再次想起它。在那段时间，虽然经常有快乐的时刻，但是我的心中从来都没有完全摆脱过哀伤。

1992年，我又结婚了，这次是和一个很出色的，我在学校里相遇并相爱的男人。

后来，在2003年，萨达姆被抓，我决定写一本书，内容是伊拉克妇女曾经和现在还在遭受的不幸。我本来没想到写自己的遭遇，但是有一天，我的代理人打电话给我，说道：“你真的需要把这本书写成你的经历。你就是这个故事。”

我哭了，反抗道：“不！这不是关于我，这是关于其他妇女的故事。”我找了一切理由想要逃避，但或许真正的原因是，我感受到了极端的愤怒和恐惧，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到底要不要暴露那些一直想要忘记的伤痛和创伤。讲出自己的故事会毁了我一直努力展现给世人的形象，一个坚强的女性和妇女权利推动者，这是我给自己的新定位。但最重要的是，我真的相信，一旦我告诉大家我认识萨达姆·侯赛因，我的身份、信仰和成就都会消失，萨达姆或许又会在我的生活中布下阴霾，就像当年在伊拉克那样。

几天之后，在去刚果出差执行任务时，我的想法改变了。整整2个小时，我和一个名叫纳比托的妇女以及一个翻译坐在房间里，听纳比托描述在战争期间自己的遭遇。那是个恐怖的故事，但在当地却又显得是那么平常。士兵们轮奸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们。当他们要求她的一个儿子强奸自己的母亲时，儿子拒绝了，腿上挨了一枪。听这些细节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发抖。她讲完了，看着我说：“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我的故事。”

她的这句话唤起了我的思考。她在告诉我她的真相，但我却不敢说出我的故事。于是我问她：“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的工作是写出你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我应该保密吗？我应该不告诉任何人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带着微笑说：“如果把我的故事告诉全世界，就能避免别的女性遭遇和我一样的不幸。就请你去告诉全世界吧，只要别和我的邻居们说就行。”

在这一刻，我看到了那个渺小、卑微的自己。开车从刚果到卢旺达要5个小时，我一直都在哭。纳比托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目不识丁，无家可归，除了别人给她的一条裙子和一双自己用垃圾做的鞋子外一无所有。她不仅愿意承认自己的故事，暴露内心的伤痛和创伤，还愿意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只要那样做能使其他女人避免和她一样的悲惨命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