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人来讲，由于分裂与屡受挫败，民族主义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执著的思想。这种情况从民间传说到玄学处处都反映出来。例如，1812年，格林兄弟首次出版他们的《格林童话》。格林兄弟是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他们游历全国，研究民间方言，在此过程中还收集了世代在群众中流行的民间故事。他们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找到自古以来固有的德国精神，即蕴藏在人民内部的一种深厚而未受损害的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当中也同样地表现出这种民族偏见，他大概可以说是整个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对黑格尔来说，拿破仑统治年代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民族要获得自由、秩序或尊严，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他认为，这种国家就是理性和自由在制度上的体现，即他所说的“上帝在全世界的行进”。这指的并非通过一般的征服而在空间方面的扩张，而是说在整个时间上与历史过程中的行进。黑格尔曾设想：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变革的过程，是按其本身内在逻辑与必然的结果而发展的一种过程。这样，他就摆脱了18世纪那种比较静止的与机械的哲学，摆脱了后者认定的正确与错误是固定不变的范畴。他成为一个历史的哲学家，视其为“普遍精神”或“观念”随时间而展开的过程，并将这种演变的精神以复杂的方式与理性和自由相联。他认为变化是通过历史的“辩证”，（普遍精神与人类思想通过创造对立面而前进的不可阻挡的趋势）而产生。按照这种观点，一定的事物状态（命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对立的事物状态的概念（“对立面”），而它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种事物（综合体）的调和与联合。因而可以认为，随着统一思想的产生，德国的分裂状态必然会导致一个德意志国家的建立。

不久，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卡尔·马克思运用到新的领域方面去，而同时，黑格尔的哲学与德国的其他流派一起，使得历史研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哲理性。研究时代进程的历史学，看来已经成为揭示世界真相的一把钥匙。它也能表明在特定时代和地点中宇宙精神的开展。这大大促进了历史的研究，德国的各所大学成为吸引许多国家的学者前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中心。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是“科学”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尽管他在治学活动方面极为严谨认真，但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民族的感情。他的第一部年轻的著作是《拉丁和条顿民族》。贯穿他漫长一生的主要思想是：欧洲应把它享有的无比崇高的地位归于几个不同民族的共处和相互影响，而这些民族一向都反对任何一个民族去控制其他各民族的企图。关于后面这点，兰克实际上是指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830年，兰克说过，上帝赋予德国人的使命，是发展与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意志人的国家”。至于西方的立宪制、议会制和个人主义原则是否适合于德国的民族特性，兰克是十分怀疑的。

在经济学方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1841年）中认为，英国讲授的政治经济学，仅仅适合于英国。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真理，而是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思想主体。这样，李斯特就成为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或庸俗学派的创始人。他曾宣称，自由贸易学说就是打算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而使其他国家仍然处于原料和食物供应者的地位。而且，他认为，任何国家要变成文明社会，并使本民族的文化获得发展，就必须拥有本民族的城市、工厂、工业和资本。因此，必须设立保护性高额关税（从理论上说，至少是暂时性的）。据认为，李斯特的思想是在旅居美国期间发展起来的。在那里，亨利·克莱的“美国体系”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