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金竹镇，黄花萍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她家就在小镇上，是一幢两层小楼，有一个院子，躺在院子里的黄狗翻身跳起来，竖起颈毛朝我们嗷嗷叫。她儿子出来喝住狗，又进屋去摆桌凳，找茶叶给我们泡茶。她说她儿子已经结婚了，孙子也两岁多了。她进屋把孙子抱过来，指着我，要孙子喊爷爷。我吓了一跳，心想我还差一点才到四十呢，你就敢喊爷爷？连说喊不得。黄花萍说按辈份算，他不该喊你一声爷爷吗？我想想也勉强有点道理，就让他喊了，又想不能白捡人家一声爷爷，便摸出五十块钱，说爷爷给你买糖吃。黄花萍打架似地推开我拿钱的手，说要不得要不得。我说要得，这是爷爷给孙子的，怎么要不得？我把钱给孙子，孙子很乖，张开胖手，很利索地把钱抓过去了。黄花萍说这伢子！顺嘴又问我，你的细伢子好大了吧？我说我还没有细伢子。黄花萍便下意识地瞟一眼我的腿，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她大约在心里说你怕是老婆都没有吧。这时候，她儿媳妇－－那个坐在她旁边小摊上的年轻妇女原来就是她儿媳妇－－突然问我是不是个大老板？儿媳妇起初有些腼腆，但没多久就不腼腆了，她盯住我说，你肯定是个大老板。我说不是，她说扯谎，又转过脸问小鸡公，他是不是扯谎？小鸡公便夸她有眼力，一眼就看出了谁是大老板。黄花萍听了，瞪大眼睛，用力咂着嘴，连说没想到，又说这怎么想得到呢？她忽然盯住我的耳朵，很夸张地哎呀一声，说原来你连耳朵都是红的呀，这可是有讲口的呐，这是跑火呐，跑大火呐！

跑火是省城的流行说法，想不到她也会说。

我的耳朵的确是红的。它们已经红了好多年了，我姐姐没了多少年，它们就红了多少年。可今天黄花萍说它们红是因为“跑火”，叫人黯然，且无话可说。

不知道五十块钱在黄花萍儿媳妇的眼里有多大？要不她不会说我是大老板。我穿得很普通，外面是牛仔夹克，里面是毛线衣。毛线衣还是我自己打的。我姐姐没了以后，我妈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教会了我打毛线衣，如今我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自己打的。我一共给自己打过五件毛线衣，三件毛背心。我只会打平针和元宝针，不会打花，所以我的毛衣和毛背心都是一抹色的，新的看起来也像是旧的。可我不在乎。我不但做刊物，做书，还做过教辅材料，古今笑话，反正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在这一行混了快二十年，虽然不算大老板，但一件羊毛衫还买得起。起初连小鸡公都鄙夷我，他没见过我打毛衣，说我抠，他说兵子你屁眼都抠出了油，多少年的毛衣你还穿。他说了几次，我便给他讲我学打毛线衣的故事，他听完了朝我伸大拇指，说兵子你行，我服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