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金竹镇沙口村时，黄花萍很热情，让儿媳妇一个人守摊子，自己带我们去了沙口村。李玖妍的房东－－也就是黄花萍的父母－－还健在，如今这两个老人一个耳背一个眼花，眼花的把一只耳朵对着黄花萍，耳背的把脸凑过来看我。黄花萍说了半天，眼花的听明白了，把瘪嘴对着老头的耳朵，大声说：“玖妍呀，玖妍，听到了吗？这是她老弟，唉，老弟，玖妍她老弟呀！”见老头还不明白，老太婆便摇头叹气，说：“聋了，聋到底了，打雷都听不到了。”

黄花萍撸起袖子，揭下父母的床单，拿到溪边洗去了。小鸡公把我推进了左边的厢房。房间不大，约十个平米左右，有一股干霉味。墙也是泥糊的，颜色黑黄。墙上还有一张褪了色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剧照，耷拉着一个角，却没遮去李铁梅的脸。房间里没有床，我猜床原来就摆在李铁梅下面，那个位置适合摆床，但现在叠放着两条长凳。靠墙角是一张没漆的光板桌子，木头颜色是暗沉沉的。我把轮椅摇过去，在桌子前坐着。桌面上蒙了一层灰，我用手把灰抹掉，还能清楚地看到几点洇在木纹里的蓝墨水。我想这大约是李玖妍当年写信或写思想汇报时洒落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结果看到了一只十五瓦的电灯泡。两个老人跟在我们后面，我问眼花的，“什么时候装的电灯？”这句话她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就指指电灯，结果耳聋的却伸手把灯拉亮了。

李玖妍虽然有几封信都提到过修电站水库，但再往后却没有了下文，没说电站发了电，也没说沙口村点上了电灯。倘若沙口村点上了电灯，她决不会漏掉这么辉煌的一笔，她一定会告诉我们。这说明沙口村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她写信时点的只能是柴油灯。后来我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小玻璃瓶，窗台很窄，位置也高，齐了小鸡公的肩膀，窗条是三根竖着的没剥皮的小棍子，小玻璃瓶紧靠着一根小棍子。小鸡公拨掉蜘蛛网，把瓶子拿过来，原来是一盏自制的油灯，灯管里还有用草纸搓成的灯芯。我接过来闻了闻，依稀还有一股柴油味。这种气味一下子就沉到我心里去了。

我对老婆婆说：“我想要这盏灯。”老婆婆眯着眼睛看那盏灯，我又说了一遍，她听清了，说：“你们那里还没有电灯吗？”我说：“纪念。”不知她听没听清，她说：“唉，一个旧灯盏，要就拿去吧。”

那天我还去蔫瓜家看了看。村里人大约有些好奇，他们都远远地看着我们。一些人家门口的晒簟上晒着笋干薯片和油茶子，空气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臭脚味。我们走过一条用煤矸石填起来的土公路，到了蔫瓜家。从前李玖妍在信上说蔫瓜家是泥墙草屋，如今的房子却是又高又大，院墙也是高高的，门楼柱子上还贴了红墙砖。只可惜蔫瓜没福气，十年前就翘了辫子。他老婆许凤英还在，干瘦得像个黑漆漆的骨头架子，见了我们就问是不是买煤？她的嘴漏风，把煤说成“回”，她说：“是买回的吧？买回找他们，我不管。”她说的“他们”是指她那三个儿子，听黄花萍说那三个儿子都在开小煤矿，都发了点财。我对她说我不买煤，只想看看她家的旧房子。她倒是一点不聋，但脾气很大，瞪着灰眼珠说：“看旧房子做什么？”我说不做什么，就是看看。她说：“一栋破屋有什么看头？拆了！早拆了！”我又问她还记不记得李玖妍？她立即警觉起来，眼睛便像利刺一样刺了我一下，说：“你是哪个？”我说：“随便问问，听说这个人过去在你家住过。”她的头摇晃起来，“你莫提那个贱货还好些，提起来我就生气。”我问她生的什么气？她说：“你说生的什么气？她一个小贱货，却平白坏了我儿子的名声，说我儿子看她洗澡，我儿子会看她洗澡？你打听打听，哪个不说我儿子本份？可怜我三个儿子，都打光棍打到三十几岁！真是老天有眼呐，她没得到好报应，听说很惨呐，很可怜呐，可我的儿子呢，你去看看他们的老婆，个个都一朵花似的！”

我走时，她又像利刺似地看我，说：“你说你到底是哪个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