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成功，我们需要从容、淡泊，就如商坛一些杰出人士，既能坦然面对事业的一次次成功，也能在失意和落败中总结教训，东山再起。

人生在世，不可能完全忽略名利和财富，但是名利和财富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满足一时之需，却又往往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枷锁。如果过于追逐这些，必将增加自己追逐梦想过程中的烦恼和羁绊。

淡泊宁静是我国古人致力追求的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高境界。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六章论及“静”“躁”关系时就深刻地指出，“静为躁君”“躁则失君”。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由此可见，心灵的平静正是我们人生的智慧源泉和幸福源泉。

有这样一个典故：

范蠡和文仲两人都是辅佐越王勾践的大功臣，当勾践灭吴称霸之后，两人理所当然都得到了重用，可是范蠡却居安思危，悄悄地离开了越国。在他离开之际提醒文仲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虽是可以与我们共患难的人，但却不一定是可以与我们共享富贵的人。”文仲丝毫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最终遭到越王勾践的猜忌并且最终被逼自杀。而范蠡则泛舟过海来到了齐国，通过经商最终成为一代巨富。再后来他又迁往陶邑，自称“朱公”，世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而文仲自杀之前才得以醒悟，懊悔自己当初贪恋功名，没有听从范蠡的金玉良言。

范蠡的成功之处，正是做人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对事、对人生得失、宦海沉浮等方面极其深刻的体悟。正像对人生和官场的认知一样，他对于财富的见解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他认为：“居家富有千金，居官位至卿相，这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久享此盛名，乃是不祥之兆。”他经商近20余年，曾先后3次赚得千金财富，但是他一直处之淡然，多次散财，将财产分给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周围的平民百姓。

历史长河中，与文仲命运相似者史不绝书。

李斯，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少年时跟随大儒荀子学习治国之道，学成之后分析天下形势，到秦国做客卿。他曾经大胆向秦王嬴政上奏《谏逐客书》，通过运用秦国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容纳和重用其他各国人才方是奠定富国强兵、成就帝业的基础。相反驱逐宾客，使天下才能之士畏怯不敢入秦，事实上是在帮助敌国来削弱秦国。嬴政听取了他的劝谏，取消逐客令，并任命他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加以重用。至秦统一后，李斯继续担任廷尉，后来又升任秦国丞相。他主张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反对王绾、淳于越的“分封论”，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秦始皇死后，在宦官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李斯与赵高合谋废除公子扶苏，立皇庶子胡亥为二世。胡亥上台之后，一切政事都由赵高一手决断，政局越来越混乱，李斯曾经多次找机会力争进谏，却被二世责备，赵高乘机污蔑李斯意欲谋反，终于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八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直至临死之前，李斯才翻然悔悟，他对一同处斩的儿子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牵着黄狗在上蔡东门外游玩了。”

古往今来，由于浮躁、炫耀财富的原因而遭到灾祸的例子一直在不断上演。

西晋时期权臣石崇与贵戚王恺经常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洗刷锅，石崇就用蜡烛代替柴草来做饭；王恺用紫色蚕丝做道路两旁的屏幕，长约40里；而石崇用锦做屏幕，长50里；王恺用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香料和成泥来刷墙。一次，王恺拿出晋武帝赏赐给他的珊瑚树当众炫耀。他的这棵珊瑚树高达二尺多，堪称稀世珍宝。石崇得知后，当场用铁如意将这棵珊瑚树击碎，取出他珍藏的六七株珊瑚树，每棵都高达三四尺以上，光彩十分耀目，让王恺随意挑选。石崇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为他的骄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失宠后锒铛入狱，最终人头落地，关于他斗富的历史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唾骂。

古代另一位巨富沈万三的命运则与范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沈万三原名沈富，元代中期跟随其父亲从浙江湖州迁至江苏周庄。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发展，进行海外等贸易。不久之后，沈万三就很快成为“资产巨万、田产遍天下”的江南首富。但是沈万三却热衷于巴结权贵，最终只能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元代末年，群雄并起。1353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起兵反元，后来渡至江南下，并定都平江（今苏州），将平江府改为隆平府，自称为吴王。沈万三为了求得庇护，拿出金银和粮食用来帮助张士诚，从而解决了张士诚巨大的军费开支问题，以显示出他的拥戴之心。同时，为了巩固与张士诚的联盟，他还将亲生女儿许配给了张士诚，张士诚给予沈万三众多敛财的特权。这就为后来沈万三与朱元璋交恶埋下了伏笔。1368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朱元璋消除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势力，登基称帝，建立起了大明王朝。

当朱元璋称帝之后，他对那些曾经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万分憎恨，于是对江南一带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为七斗五升。沈万三马上就见风使舵，率领着众多江浙大户向朱元璋的军队缴纳了税粮万石，并主动向朱元璋表示效忠，意图以此换得太平。时隔不久，他发现朱元璋虽然定都在南京，但是建造城墙却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于是，他又上书请命“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并竭尽全力实现提前完成工程。后来，当他听到朱元璋欲要犒赏三军的消息时，自己主动提出由他来出巨款代为劳军。朱元璋则反问他：“我大明有将近100万军队，你有多大的财力能够犒劳得起吗？”沈万三回答说：“假如每人犒赏一两银子，那么一共就是100万两，小人能犒劳得起。”朱元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当场就要杀沈万三。后来由于皇后求情，朱元璋才免了他的死罪，将其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不久，沈万三病亡，至此，富可敌国的沈氏家族无声无息。

历史不断上演，然而今天的一些富豪却仍然在为浮躁、娇纵、守富无道不断付出极大的代价。其实，财富本无罪，仇富、羡富，为富不察、守富无道等问题才是致祸之源。人类的进步，依靠有两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如果能够同步前行，人间就能达到和谐富足；如果出现过分地强调金钱财富，就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失衡。

在英文中“财富”是一个词，即Fortune或者Wealth。Wealth在更大程度上是指财产本身，而Fortune则不同，带有“好运”的意思，意思是指要想获得巨大的财产是要有运气的，换句话说就是财富并不是谁都能得到。在中文里，“财富”由两个汉字组成：“财”和“富”。“财”的意思是指财产，从客观方面阐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富”的意思是指富有，带有一定的自我感受的意味。这说明，我国古代中国人早已经明白，有财产并不一定就富有，相反，富也不一定就非得拥有大笔的财产。

财富既能作为可见可触的物质形态，也能作为一种精神的感受，俗语常讲“知足常乐”，如果一个人不知足，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有幸福感。前人范蠡在处理财富的问题上体现出的淡泊宁静，折射出来的是一种超凡的心态与智慧，而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他被中国人奉为“财神”、立为楷模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