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芙琳娜·布劳：克里希那穆提与李德拜特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冯·帕兰德特：嗯，他曾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指的是和尼亚一起被送到悉尼去找李德拜特的时候。

艾芙琳娜·布劳：那时候还有其他什么人让他觉得特别亲近吗？我们当然知道他和弟弟非常亲密。你记得尼亚吗？

冯·帕兰德特：哦，我记得非常清楚。尼亚的死对他而言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是在坐船穿越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大海时得知这个消息的，在场的人都说他备受煎熬。

艾芙琳娜·布劳：克里希那穆提在弟弟死后从澳大利亚回到印度的时候，你在印度吗？你见到他了吗？

冯·帕兰德特：我1925年在印度参加了通神学会50周年纪念。

艾芙琳娜·布劳：尼亚死后，是不是拉加戈帕尔协助克里希那穆提工作呢？

冯·帕兰德特：我认为在尼亚死后，拉加戈帕尔的重要性就显得突出了。尼亚与克里希那吉非常不同，他非常可爱，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字眼。尼亚是最可爱的朋友，我实在很喜欢他，他的死对我而言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艾芙琳娜·布劳：谢谢你，冯·帕兰德特男爵。您还有什么想告诉人们的吗？

冯·帕兰德特：我希望我能回忆起更多的事情。

艾芙琳娜·布劳：您已经回忆起很多，感谢您为我们讲了这些发生在很多年之前的故事。

冯·帕兰德特：不客气。

我一直惧怕组织、协会和团体，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倾向——将自己独有的语言或文字形式作为唯一真理。于是当关于真理的简单真相在他们面前展开时，他们会误解、丢弃。甚至那些一直在苦苦寻觅并已经为此牺牲很多的人们，也会失去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

我们要求真理具备某种特殊形式，因为我们一直在某个特定的群体里被抚养长大；我们只能将真理包裹在我们特有的语言中，如果真理不是以那种方式讲述，我们就不能理解。如果你不会产生误解的话，以下就是我常常希望不存在所谓组织的原因：我希望我们都能自由地为自己思考，自己去感受事物的真相，而无须依赖组织、团体领导、国家代表、领袖一类的事物。

——芝加哥，1927年

同样是在那段时间，克里希那穆提遇到一名年轻女性。这名女性在他早年岁月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人。

年轻的克里希那穆提此前一直在紧锁对浪漫的向往，而海伦·诺斯即将为他开启这道闸门。她那时是一个17岁的美国女孩，正要前往阿姆斯特丹学习小提琴。海伦在20世纪20年代过着一种对当时的年轻女性而言自由得出奇的生活，后来她嫁给了美国重要的社会评论家、返土归田环保主义者斯考特·聂尔宁（在其得到社会认可之前很久的时候）。海伦17岁时被她的荷兰籍母亲带到荷兰学习小提琴，而克里希那穆提那时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