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崛起外交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在构筑中国崛起外交架构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如何对待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和如何运用中国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力量？

在中国的崛起外交中，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力量正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综合国力的各种评价系统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为综合国力论所掩盖了的是，中国的力量在结构上，是不均衡的，在质量上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1815年至1914年，俄罗斯与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近，但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俄罗斯败于英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又败于比英国力量更弱的日本，其中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朝野陷于被综合起来看的国家力量的幻觉中，而对自己力量的弱点视而不见。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新崛起的社会阶层积累起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也已经有了自觉。同时，崛起过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阶层，借助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镜像，也认同优势阶层的力量世界观，这为崛起外交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崛起外交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平衡使用力量，如何稳定地执行政策，避免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滑向单向度地根据优势阶层的利益需求展开外交活动，二是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

构造联盟体系避免“联盟梦魇”

如前所说，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大国环绕的国家，而且，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比如中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这为中国外交制造了地理难题。而崛起的形势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复杂，同时，国家利益的扩展，也势必将中国带向全球舞台。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就成为崛起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当时，作为新兴的大国，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联盟梦魇”所困扰。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营造一种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并利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他构建的复杂网络，不是为了聚敛权力，而是为了削弱权力，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视作威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设计了“不当头”的外交路线。当时，“不当头”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不当头”获得了新的含义。在崛起外交中，“不当头”就是与所有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与个别国家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所谓轴心关系，维持现状，稳在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