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纪元的出现，得益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引起的恐惧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引起了全球的思想革命，可以将这一革命称作全球化革命，其结果就是全球主义的产生。

全球主义意味着全球共同体成为民族国家中个人的认同对象，当这些认同成为支配性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意识的时候，全球主义就出现了。全球主义揭示了国家、民族等传统共同体的限度，但同时，全球主义又是国家、民族共同体生长的条件，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解决本国的问题——更何况世界性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那种仅仅在封闭的边界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发生在全球主义时代的事件（参见拙著《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在谈论中国崛起时，要认识到，全球主义构成了中国崛起最根本的约束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一约束性力量的存在，使中国的崛起不同于20世纪前30年的德国崛起。

德国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是与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关联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动，是王朝国家向民族主义的转型。在20世纪的头30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思潮，在这期间，世界主要的社会政治运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要与它携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对，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1914年8月，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最后关头全部转向了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其逻辑就是：不这样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各个民族国家为争夺生存空间展开竞争，商业的扩张和海外殖民要求发展海军和陆军。在德国，谁应当拥有太阳光下最大的份额这件事，总是趋向于以战争来解决。德国首相俾斯麦给德国人民的教导是：“德国人，用你们的血来思维！”德国如此，其他强国也奉行着虽然较弱但几乎是相同的逻辑。以赛亚·伯林这样概括这一民族主义的逻辑：“极盛时期的民族主义便达到了这样一种立场：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便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凡是阻碍着我所认为的我的——也就是说，我的民族的——最高目标的东西，就不能允许它具有与这种目标同等的价值。”

全球主义时代崛起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一定是成为全球主义国家，而不是民族主义支配下以邻为壑的国家。具体地说，全球主义不只是中国崛起的条件，同时还应当是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