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部分(1)

建党伟业 作者:高瑞沣


1911年10月10日,这个注定不平凡的一天,武昌起义爆发了。

武昌起义之后,中国革命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寿终正寝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诞生了。

1911年6月1日,成都总督府。

四川总督王人文手捧一份“歌电”,正在愁眉不展。

“歌电”由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发来,布置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款和现存款,由国家统一换发成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川人非要现款现还,则必须借贷洋债,就只能拿川府的财政收入作抵押。

“督师,这电报宣不得啊!”总督王人文的身后,站着督府的一个书办。

书办只瞄了一眼电文,脸色便刷的变了。

民间只知清廷贪婪,但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民间集资修起来的铁路,愣是要收归国有不算,居然还想一毛不拔。要知道,川人为修铁路,不少人可是倾家入股的。书办不敢想象,如果这则电文被公开,那将在四川境内掀起怎样的滔天民愤。

王人文苦笑一声:“我自然知道宣不得,可是,邓孝可那里却如何答复?”

邓孝可何人,居然令一省总督如此畏惧?

众所周知,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力一天衰过一天,几乎已经是苟延残喘,在国际上更是声名扫地,泱泱大国竟到了卖国求和的地步,谈何颜面?谈何体统?

这种屈辱,后人所能体会到的,其实寥寥无几。而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自尊自强、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人,他们内心才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和悲愤。

久闭的国门打开了,外面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在面前。

一批又一批海外求学的进步青年走出国门,或东渡扶桑,或渡海欧美,去寻求富国强兵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一道意味着前途艰险的难题。当时的青年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寻求到真相,才明白与西方相比,我们古老的国家究竟差在什么地方?这些,大多数事实都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有据可考的是,现在我们一进入初中就能接触到的物理、化学等科目,就是在他们手中被引进国门的。而在那个时候,包括现代医学在内,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西学”。

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知识的积累。正是因为西学的普及,在西方人眼中,愚昧、野蛮的中国人才得到了进步的机会。正是因为西学的引进,在清朝末年,我们国家出现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革命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国家才有了前进的动力,才一点一点地从落后走向繁荣,才一点一点地重拾大国的尊严。

被封建统治阶级蒙蔽的国人心智渐开,大批的思想进步者出现了,他们开始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追求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

有镇压就有反抗,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证明,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经不可能再有改变,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进入新的时代。

面对残酷的现实,思想进步者们蜕变了,他们开始求助于武力,革命者诞生了。

“起义吧!只有推翻清廷的统治,才能还华夏河山一片晴天!”在这样的想法指引下,革命者们开始在全国各地策划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没能彻底撼动清廷的统治,但是却让清政府感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腐朽落后的王朝不甘心统治就此被终结,开始花样百出妄图苟延残喘。

破天荒的,预备立宪被提了出来。

“以宪法治国,结束人治”,革命者们希望借鉴西方诸国经验,得到救治腐朽旧中国的良方。许多的温和派思想进步者被蒙蔽了,他们更愿意和平实现国家政体的转变,却不知道这根本就是清廷打出的一个幌子。

谎言始终是谎言,掩盖不了也最终抵挡不了事实的爆发。

就在1911年5月,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想将已经归民间所有的川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从而获取这些国家政府的贷款,以将民主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清政府这种行径,已经和卖国没有区别了。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来源比较复杂,出资者不仅有商人、绅士、地主,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很多农户几辈子的辛苦积蓄都成了筑路股金,苦苦盼着路通了能分一点红利养家过日子。清廷无耻,忽然来这么一手,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和希望。

民以食为天,眼看着饭都吃不上了,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饿死也是死,保路掉脑袋也是死,老百姓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于是,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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