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终于不可调和，“二次革命”在所难免。

一直积极筹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终于露出了他反动的一面，在4月26日这一天，他径直跳过国会与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签署借款协议，导致维系北洋政府和国会之间相安无事的最基本的信任消失，双方随即撕破脸皮，进入军事对抗。

国会认定借款协议非法，国民党阵营里的三位总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则直接下令免除李、胡、柏三人的都督职位，并且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直接将交锋从政治局面扩大至军事方向。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随即召集旧部在湖口成立了讨袁军总司令部，开始公然和北洋军进行军事对抗。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同样拉起了讨袁大旗，并且宣布江苏独立。

黄兴乃是国民党的一面旗帜，他的举措很快得到了其他省份的呼应。很快，安徽、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省市纷纷宣布独立，一时中国大地上反袁声起。

然而，因为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二次革命”并没有像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能够势如破竹地攻破北洋军阀的壁垒，起到立竿见影的革命成效。

先是黄兴的江苏讨袁军在徐州败给了冯国璋的北洋第二军，不得不退回南京；

然后是上海的陈其美讨袁军指挥部被租界所解散……

不过区区半个月后，讨袁军就连遭败绩。

军事上寸功未建，舆论上又遭到一致反对，黄兴眼见胜利无望，离宁出走。

而黄兴这样的旗帜性人物一旦出走，带动力量是非常明显的，整个讨袁军登时士气全无，南京居然不费北洋军一枪一弹便被收复。

北洋军占领南京不久，8月11日，原汉口军政府少将参谋长何海鸣再次拉起独立大旗，整合近2000余士兵与北洋军展开血战。但无奈寡不敌众，毕竟人数太少，他们在坚持了21天以后，终于不敌张勋的武卫前军，南京再次被北洋军攻克。

此时，广东和江西都已经落入北洋军之手，而其他省份看形势不对，则纷纷取消独立。于是乎，“二次革命”以失败降下帷幕，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骨干被通缉，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二次革命”起事匆匆，结束也匆匆，非但没能达成战前夙望——革袁世凯的命成功，反而让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石更加牢靠。

随着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取得的军事果实一点点被耗干，理想派的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或者坐牢或者流亡海外。彼时的中国，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刚刚从一个漆黑的巷子里逃出来，然后又进入了另一个漆黑的巷子。

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中，陈独秀是唯一参加了“二次革命”的。

陈独秀作为安徽境内早期反清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革命成功以后，一度担任了安徽军政府都督府秘书长一职。当柏文蔚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安徽独立的时候，他也跟着加入了反袁大军。然而，因为柏文蔚空担着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职衔，对军队并没有实际掌控权，所以从一开始，安徽其实就是假独立。讨袁军才现颓势，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就揭下了假独立的面纱，宣布拥袁。

“二次革命”彻底失败后，陈独秀也因此被捕入狱。

正是这段经历，让陈独秀开始质疑自己之前一直追求的西方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是否真的适合中国，从而为他后来乐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而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课。“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革命并没有得到国人的支持。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强有力的正规武装和有着坚定信念的军事指挥统帅（黄兴在初战失利以后即不辞而别，未尝不是因为缺失必胜信心的体现），这也就难怪革命最终会失败了。

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怀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纯洁动机。

孙中山之所以不惜付诸战争这种最劳民伤财的激烈手段，就是希望能够大痛一次，从而彻底割去影响国家向现代化进步的毒瘤。

历史，似乎总是要和想要创造它的人开一些恶意的玩笑。

让孙中山为之郁结和不解的是，他发动辛亥革命的初衷——追求统一中华的目标，居然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借袁世凯之手得以完成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党领袖纷纷避走海外，国内民心思定，这种情势下，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其实是顺了民心应了国情而且没有任何阻碍的。

如果袁世凯有孙中山那般追求的话，这无疑是中国之福。

可惜的是，袁世凯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国家元首的标准和觉悟，他目光的焦点，始终停留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上，这也就让中国失去了一次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机会。

10月6日，袁世凯毫无疑问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在拿掉了总统前面的“临时”二字之后，袁世凯的独裁者真面目也越发地清晰起来。

首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随即解散了国会；紧接着，颁布了秉承他个人意志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身，以一人治天下。

至此，新生的中华民国经过袁世凯的改造，已经隐隐呈现出“袁氏天下”的迹象。

1913年、1914年这两个年份，对于袁世凯这个枭雄来说，无疑是其步入人生巅峰值得纪念的两年。而对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来说，这两年同样值得纪念。

因为正是在这两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不仅获得了众多良师，而且还结交了一批共同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好友，另外他还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爱情。

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的日子，对于毛泽东以后的思想成长、走上革命之途，帮助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因为长沙第一师范当时聚集了众多真正以教书育人为本的好老师，更因为那里还聚集了一大批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