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之火燃遍全国大地。

5月5日，为了抗议当局逮捕进步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宣布总罢课。

清华大学学生联合会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从中斡旋，他们开始奔走在北京政府各部门之间……

6日，北大图书馆内，张国焘等联合会的骨干向李大钊请教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恰逢陈独秀也在这里，他当即就告诉同学们：“既然学潮已经成功组织起来，那么就应该坚持下去，不达目地誓不罢休。”

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学生们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话让张国焘等人坚持罢课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之后两日，更多学生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他们在北京各个地方演讲，派发传单，这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恐惧。于是经过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北京当局开始对游行学生实施镇压。当局的态度让蔡元培心灰意冷，他遂于5月9日留下一封信然后离校出走。

同日，在5月7日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影响下，上海各校全部罢课。

11日，参加罢课的上海学生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

14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召集下，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他们随即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并派发传单，一方面呼吁国人向政府施压，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一方面对北京学生的行动表示声援。而在此后，全国各地多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以通电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京学生义举的支持。

19日，北京学生正式宣告罢课，他们向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以及当地报社发出罢课宣言，而这随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浪潮。

6月4日，随着学潮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北京当局十分恐惧，下令逮捕了700余名进步学生，而这直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蔡元培的辞职，于他自己是失意无奈之举，但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看来，却是当局压迫所致。他们一边组织学生和同事寻找蔡元培，一边在报纸上撰文披露此事，对当局的暴行予以猛烈抨击。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观点影响到了张国焘等人，他们随即在学生联合会上披露此事。学生们听说自己敬爱的校长因为当局的压迫而被迫辞职，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定要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好帮助校长复职。

他们随即派代表去见教育总长傅增湘，与傅商定如下办法：首先请总统下令召回，然后派司长去上海寻找，并即刻去电上海，请蔡元培立刻回京复任。

学生们在行动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奔走呼号。

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北大召集各校教职员工开会，在会上发言说：“总统对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再三挽留，对蔡校长却如此冷漠，此举实在让人心寒。我等献身教育，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想要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如此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卖命。”李大钊的话，得到了全场的一致认可，众人争相发言抨击政府，最终达成一致，为了抗议政府举行总辞职。

学潮越演越烈，而随着上海工人和商人于6月5日起加入罢工、罢市的行列，并立刻得到全国各地众多城市的响应，一度保持强硬姿态的徐世昌终于吃不住劲了。无奈之下，他只得摆出妥协姿态，开始逐步释放被捕学生，并且透出风声说，将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运动似乎达到了预定目标，而这却不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愿意看到的。两人经过密商，觉得这是改造国家的良机，不应该轻易放过，遂决定将运动朝更深层次引导。

正是在该想法的指导下，由两人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