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是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指派来联系中国的革命组织，准备在中国成立远东共产国际支部的。自此，“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上空徘徊。

这个幽灵首先现身的地方正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

而维经斯基的身份，则是一个记者团的团长，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

4月的一天，为绿树红花所环绕的北京大学红楼（北大图书馆所在地）一间办公室内，维经斯基见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李大钊。

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以后，之所以选择李大钊为第一个会晤对象，是有原因的。

1919年1月，经过列宁的努力，成立共产国际的序幕拉开了。俄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号召成立共产国际：“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各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

这个消息在2月16日经上海的《时事新报》披露以后，立刻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随即，他便著文表示对成立共产国际的支持：“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的。”

正是因为李大钊的这番话，也正因为他长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宣传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名字也为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通所知晓。维经斯基决定首先与李大钊会晤，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革命力量已经觉醒了，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有着成熟建党经验的俄共给予一定的帮助。只要能够成功和中国的革命力量代表取得联络，我觉得此行一定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维经斯基走进了红楼见到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这一次会晤无疑是历史性的。

而见证这一次历史性会晤的，除了两个当事人，再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太雷。彼时的张太雷，是以翻译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

张太雷，曾名曾让，字泰来，江苏武进人。

张太雷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于1918年开始投入天津的爱国运动，并发起成立了社会改造社这一进步团体。

说到张太雷早年在天津以及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表现，就不得不提到天津五四运动的另一健将周恩来。张、周二人的相识相交正缘于这场影响巨大的爱国运动。如果说张太雷是天津五四运动前期骨干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期，随着北方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向天津，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开始成为运动的主将。

自1920年始，共产国际曾经先后派出多员干将前往中国指导工作，不过维经斯基却是其中人缘最好的。之所以会这样，这和维经斯基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态度一直比较谦和的维经斯基，和中国同志之间的沟通十分容易。

对此，张太雷有着深刻的印象。

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的初次会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联络人的第一次接触。而双方的交谈自然离不开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次伟大的胜利！”谈话开始，应李大钊的要求详细介绍十月革命的维经斯基，首先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定义，“它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样板……”

对于十月革命，李大钊发自内心的憧憬，十分渴望能够在中国也来这么一场革命。他先介绍了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程，又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他特别强调：“……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才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改造国家的决心。中国积弊太深了，不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不足以完成改造。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来自遥远西方的民主革命并不适合于我国……”

李大钊和陈独秀之所以要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就是把五四运动深化，将之发展成一场彻底改造国家的革命。而于李大钊，改造国家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

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让维经斯基等人来华，正是因为看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革命的走向，这才有了在中国成立远东支部的想法。

来华之前，维经斯基对中国这场发生在不久前的爱国运动下过一番工夫进行研究。

他曾经如此评价五四运动：“这确实是很好的机会。五四运动后期，随着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成为主力，贵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便已经有了。工人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只要能够成功动员他们，那么贵国的革命是有相当大的成功希望的。而在此之前，我觉得，贵国必须成立一个具备强大号召力的进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我国以及我党会对你们进行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