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一共建立了8个支部，而这8个支部的建立，无不与“南陈北李”有莫大的关系。

尤其是广州支部的建立，和陈独秀1920年12月的广州之行是不无关系的。

说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就不得不提到一份报纸——《广东群报》。而提到《广东群报》，则不得不提到陈公博。因为该报纸正是陈公博联络一批同学以及进步人士创办的，而且他还担任了总编辑一职。

1920年的广州，正如陈独秀在上海所评价的那样，青年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很好。但是，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当时的广州真实的情形是，虽然粤军回粤，桂系军阀被赶离，然而，内部却动荡不安。政治上，胡汉民和陈炯明摩擦不断；军事上，许崇智和陈炯明同样对抗不断；加上彼时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活动，更没有宣传，这让陈公博不免有点寒心。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在广州发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吸引了当时陈公博的政治眼光，让他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

彼时的陈公博，做事还是很有魄力的。他立刻就联系了谭平山、谭植棠这两个挚友，开始一起创建了《广东群报》。

因为陈公博等人创建《广东群报》的早期目的，就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他专门为该报的创刊号撰文《敬告广州青年》，而以他当时的影响力，这无疑等于给该报做了广告。旋即该报成为当地进步人士最为欢迎的报刊之一，而这，为共产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与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过程相比，广州支部无疑是最为曲折的。

孙中山和维经斯基的交谈起了作用，为了和中国革命力量保持联系，苏联政府果然派出了代表来广州成立通讯社。当然，这只是个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来广州与当地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以便在当地建立党组织。

这两个叫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的俄共（布）党员，到了广州以后，便开始像幽灵一样在各个社会团体以及进步人士之间游走，而在他们的拉拢下，广州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上钩了，于是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共产党组织突兀出现了。

《广东群报》作为最热衷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按说它的创刊人以及编撰人员才更像共产主义者。然而，对广州革命行情浑浑噩噩的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偏偏忘记了他们。

而这种情况，直到陈独秀的出现才得以解决。

陈独秀是应当时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由上海前来广州就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的。彼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需要陈独秀这样的名人装点自己“革命家”的门面，而陈独秀也看中了广州的大好革命形势。

双方一拍即合，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下旬来到了广州。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陈公博、谭平山以及谭植棠绝对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他们已经听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事情，都有心加入这一革命组织。他们立刻找上门来，和陈独秀就成立广东支部的事宜展开磋商。

陈独秀此来广州，正有在当地组建支部的用意，对于三人的革命热情，自然十分乐意接受。商谈中，两个俄国人组织成立的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支部自然遭到了他们一致抨击。陈独秀也不赞同将无政府主义者拉入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即他出面与斯托扬诺维奇以及别斯林进行交涉，将这两个俄国人也拉进筹建广州支部的行列。

次年3月，经过陈独秀的奔走，广州支部终于成立了。

当时的成立大会，包括陈独秀和两个俄国人在内，一共有9个人参加，会上，谭平山被推举为书记，而谭植棠和陈公博则分管组织和宣传。

陈独秀的广州之行，不仅促成了广州支部的建立，而且还影响到了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从上海赴广州是乘船沿水路前往的，在轮船短暂驻留香港时，“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还有一个小学的老师李义宝，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登船求见，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彼时，正尽心竭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播的陈独秀，自然乐意为这些进步青年释疑解惑。而他对三个香港青年所讲的话，直接影响到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于是，就有了后来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