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上海支部的发起人，又是广州支部的策划者，因为其特殊的地位，首先接到了邀请信。不过，他却不准备前往。在接到邀请信以后，他召集广州支部成员在谭植棠家里开会。陈独秀在会上说道：“今日，我接到了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上海，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宣告党的成立，各地支部需派两个代表参加，随信还寄来了两百元路费。他们希望我能去，但是我委实走不开，至少现在走不开。你们知道的，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这时走了，这笔款子肯定泡汤。我建议由你们两个去。”说着，他看向陈公博和包惠僧。

然后，陈独秀讲了自己这么安排的理由：陈公博主管宣传，知道的事情多些，届时能够更好地向国际代表反映广州的情况。至于报纸，则可以交给谭植棠负责。至于包惠僧，因为他是武汉支部的人，开完会正好回去。

彼时的陈独秀，在国内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年纪最长，于是广州代表便由他决定了。

广州代表人选落实了，而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小事。陈公博向陈独秀提出，他要带自己的新婚妻子前往上海。

陈公博新婚不久，和妻子正处于蜜月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陈独秀同意了，他善意地和陈公博开玩笑说：“只要她不参加会议就好了。”陈公博喜出望外。

作为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前者是因为公务繁忙走不开，那么后者呢？李大钊，他为什么又没能参加呢？

同样的原因。

北京支部接到信的时候，主要的成员正在忙于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办补习班。

接信以后，他们便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解决代表人选的问题。彼时的北京支部一共有7个人，而因为种种原因，李大钊和陈德容却没能参加，最终，由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5人开会推选，决定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参加。

六七月间，正值学年终结期，作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自然公务繁忙。

他同时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要领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又要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准备参加学会年会，所以他也确实没有工夫前往上海。

长沙支部最终派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接到邀请信后，毛泽东立刻召集支部成员开会，然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推选代表。最终，他和何叔衡这两个平时对支部活动贡献最大的骨干很自然地获选。

彼时的毛泽东，已经和杨开慧于1920年冬结婚了。

结婚之后，杨开慧在毛泽东的介绍下，于1921年加入长沙支部。在毛泽东以代表身份再次赴沪时，杨开慧从一个恋人变成了妻子，这让她在送别时另有一番惆怅。

长沙码头，毛泽东一袭长衫，和何叔衡站在了船头。

船身一震，船启航了。毛泽东正憧憬地看着前方，忽然听见有人在喊“润之”，他转身回望，看见杨开慧正站在码头边上，使劲地朝自己挥着手。

毛泽东幸福地笑了，然后也挥挥手，随即转过身去。

对于中共一大，毛泽东是充满期待的。

他憧憬着，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中国政治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共产主义者将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中国，必将得到彻底的改造。

武汉支部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就在毛泽东和何叔衡登上前往上海的小海轮时，董必武和陈潭秋已经先行一步。命运昭示着他们四人今后将会选择共同的道路。

随着各地支部陆续收到邀请，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正陆续赶往上海。

济南支部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这两个在五四运动中结下深厚友谊的革命青年，因为共同的信仰，正坚定地走在一条荆棘满途的向阳大道上。王、邓二人是在张国焘路过济南以后，开始上海之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