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激烈争辩两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时候，爱丽夸耀地说，她可以自由地到白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唯慨也说，就在同一时期，他同样可以自由地到克里姆林宫前面游行，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有一次，在纽约市开会，休会期间，爱丽陪同一位苏联科学家到斯得滩岛渡口散散心，这位先生专门拍摄驶过自由女神像前一艘运送垃圾的敞篷船，船上堆满了臭气熏天乱七八糟的废料，海鸥呱呱地叫着笨拙地在自由女神像前纠缠。唯慨从来不干这种事。在一次乘坐大巴车，从面临海滩大酒店的住处到阿瑞稀薄天文台的路上，他的那些同事，热衷于拍摄一路见到的破烂不堪零落倒塌的棚屋和波多黎各贫民用瓦楞铁皮临时搭建的小屋，他从来也不像他们那样。他们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谁呢？爱丽大惑不解。在她的头脑中幻想出那么一个巨大的克格勃图书馆和资料库，专门搜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幸、不公、不善、不义和种种矛盾。

在有人问到某些问题时，唯慨会这样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这样，1956年匈牙利剧变是由一些隐藏的纳粹分子组织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由领导层中没有代表性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掀起的。不过，他还要附加一个说明，如果他听到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起义，那么，他的国家对这些运动的镇压，就是错误的。关于阿富汗，他毫不犹豫地引证官方的辩护理由。有一次爱丽到他的研究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坚持要让爱丽看看他的短波收音机，机子上的不同频道，用俄文字母整齐地标出伦敦、巴黎、华盛顿。他跟爱丽说，他很自由，愿意听哪个国家就可以听哪个国家的广播。

有一个时期，他的很多同事听信他们国家的花言巧语，认为有黄祸威胁。“你想想，中国军人一个挨一个肩并肩地，把整个中国和苏联的交界线都占据了，一支入侵的部队。”他的一个同事质疑和挑战爱丽的想象能力。他们一群人，在研究所主任办公室里，站在俄国式茶炊的周围。“就凭着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口出生率，要想全部通过边界，那得花费多长时间？”混杂着并不可靠的潜藏凶险的预兆和算术游戏的乐趣，答案居然就宣布了，“永远不可能。”威廉·朗道夫·贺斯特说话随便，就像在家里闲聊。可是卢那恰尔斯基不这么看；他争辩说，一旦大批的中国军人驻扎到前线，人口出生率就会自动下降；所以别人的计算方法必然要出错，而计算方法出错是由于运用了未经他批准的数学模型。几乎没有人误解他的意思，人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对峙的时期，就爱丽所知，他从来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具有传染性的偏执狂和种族主义的盲动之中。

爱丽喜爱俄国式的茶炊，并且能够理解俄国人喜爱这种茶炊的感情。他们的月球探测器这个成功的无人驾驶月球漫游者，样子就像是一具装有金属线条轮子的澡盆，在爱丽看来，似乎其中就有那么点技术来自某些古代制作茶炊的技艺。某一次，在六月份一个清明爽朗的早晨，唯慨带她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公园，去看零零散散分布在公园里的展览厅和展览品，其中就有那架无人驾驶月球漫游者的模型。其中一座建筑是展览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器皿和装饰品的。就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宏伟的展览大厅，里面装满了与实物大小相同的足尺模型，各种苏联的民用航天器几乎顶到顶棚。苏联人造地球卫星1号，是第一个绕行地球轨道的航天器；人造地球卫星2号，是第一个携带动物上天的航天器，所携带的小狗莱伊卡，最终死于太空之中；月球探测器2号，第一个到达另外天体的航天器；月球探测器3号，第一个拍摄到月球背面照片的航天器；金星探测器7号，第一个安全降落在其它行星上的航天器；东方1号，第一个载人太空飞船，携带苏联英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1834—1968）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展览大厅外面，儿童们把东方号发射助推器的尾翼当做滑梯，他们一个个卷曲的金发、碧蓝的眼睛，少先队的红领巾飘舞着，欢声笑语地滑落到地面。大地，俄罗斯人管它叫“咱们俩”；苏联在北极海中有一个大岛，俄罗斯人叫它“努瓦爷咱们俩”，就是新地岛。就在那个岛上，1961年苏联引爆了五千八百万吨级的热核武器，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这个物种，一次性造成的最大的爆炸。可是这里看不到任何的一点迹象，这里阳光明媚，小贩们在叫卖冰激凌，莫斯科人很为此感到骄傲，举家外出游玩，牙齿脱落的老人冲着爱丽和卢那恰尔斯基微笑，把他们当做一对情侣，这片古老的大地看起来，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