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的记忆里，最容易记住的是最好和最差的几个学生。我的班主任王苏昆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很不成器的学生，认为我还有点才气，他不甘心我从此放弃学习的机会，一直在关注我的去向。当他知道我到建筑队当了一名临时工时，感到很可惜，他想给我找一份可以边工作边学习的事情做。通过他的多方奔走和努力，终于为我在刚刚恢复不久的北门书屋谋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北门书屋是史称“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于1942年创办的，当时还有北门出版社，因位于昆明市北门街而得名。据后来曾任过公朴先生秘书的方仲伯老先生讲，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的创办和发展过程，曾得到过陈松茂等一些红色资本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给予资金上的直接支持。因为北门出版社印刷了大量的《 共产党宣言 》，放在书店柜台下面免费发给学生、进步青年和社会读者，后来被国民党发现后，就把北门出版社和北门书屋查封了。其遗址被列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作粮店，商店和餐馆。

1985年7月2日，为了缅怀先烈，弘扬北门精神，在高治国、陈立英等相关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门书屋恢复重建。并在成都军区第二招待所（ 南疆宾馆 ）举行了隆重的恢复重建庆祝活动。梅肖青、袁晓岑、关山月等一批全国著名的书画名家纷纷寄来数十幅作品表示祝贺。

1985年9月3日，我正式进入北门书屋当了一名小伙计。北门书屋新址位于昆明市文林街（ 青云路 ）133号，距北门书屋旧址两公里左右，为两层旧式土墙木板楼房，一层书店面积约四十平方米，二层用于办公约二十平方米。除经理外，还有一名兼职会计。书店中有李翠英、张金福和我三名员工，他们是7月2日开业时就到岗上班的，比我先到两个月，我尊他们为师哥师姐。那时，除国有新华书店外，就没有别的书店了。我们卖的图书，基本上靠云南人民、教育、科技、美术、少儿、民族等几家出版社发行部和省市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关上新华书店供货，每周一和周三，由我和张金福两人骑上店里购买的三轮车和自行车到以上几个地方去选购图书，选好后即拉回书店来卖，与供货商的结算方式为赊销和现款现货两种。当时供货商给我们的利差只有15%，碰上畅销一点的好书只有12%-13%，直到1988年前后，我们才开始与省外的少数几家出版社建立了直接购销关系，利差才逐步提高到20%-25%。刚到北门时，一天的平均销售额仅三四百元，少时两百多元，多时五六百元。一个月下来也就八九千至一万多元的销售。刚到的半年里，我的工资在四十至五十元之间。为了节省开支，我从家里带大米和咸菜到书店来自己做饭吃，平时只买点白菜、洋芋等便宜的蔬菜做成菜后与咸菜一起下饭吃。洗漱用的牙膏、牙刷、肥皂等也是选择价格最低的购买。这样我每月就可以节约出十五元至二十元钱来交给我的父母，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学。这个工资水平我拿了半年，后来逐步涨了一些，达到八十元、一百元。

我和张金福两人就住在书店一进门左边的书架后面，一个双层的铁床，他睡下面，我睡上面，床的前面用一个约两米高、两米宽的玻璃柜隔开，面积约四平方米，留一个仅够身子挤进去的小门进出，玻璃柜外是上二楼的通道。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到翠湖边环湖跑两圈，然后找个宽敞的地方练练拳脚。后来我还跑到云南师大、昆明师专运动场去锻炼，因为学校的运动器材库早上开放，我可以借用杠铃、哑铃等运动器材。七点五十左右回到书店，擦一把冷水澡，然后开始打扫店堂卫生，整理架上图书，为开门迎接读者做准备。

每天早上八点半开门，晚上八点半关门，营业时间长达12个小时。下班关门后，我负责一页一页地汇总当天用手工开的销售单，张金福负责清点他收的销售款，当单子和钱数一致时，他就负责做当天的销售日报表。如果发现单据和钱数对不起来时，就要找出原因来，看是单子汇总错了，还是钱数清点错了，做到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偶尔也会出现几分、几角的短款，实在查不出原因时，就认定是找补错了，自己负责掏钱补上。张金福做日报表时，我就把当天售缺的图书，好销、畅销的和即将断货的图书填写“订（ 添 ）货单”，并把寄给各出版社的信封写好，邮票贴好，等第二天一早经理来上班时交她审查、盖章、签字后，我即把这些订单投到邮筒去，这是当时最常用的订货方式。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可我们乐观、积极，谁也不抱怨、不埋怨，也没有人找经理要加班工资。认为这是公朴先生的事业，我们能在里面工作就是荣幸，并力求做好每一件事，经理安排的要做，没安排的自己看到该做的也要做。工作完全处在一种自愿自发的主动状态下，体现了妈妈从小教育我的“人做事要见眼生情，不能说一样做一样”。后来书店中还装了一部天蓝色的直拨电话，一圈圆形的数码孔，用中指或食指一个号、一个号地转圈拨号，今天看来有些落后，可那时却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没有相当的关系想装部电话谈何容易。平日里都用密码锁着，只有经理一个人知道，解码后才能拨打长途电话。当有急需与出版社联系的重要事情时，先向经理说明情况进行申请，经同意后我们转身，经理解完码后说一声：“可以了。”我们就打通电话，用提前想好的最简单精练的语言与出版社的人沟通。打完电话后，经理再把电话用密码锁好。当时的电话费确实很贵，经理不得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