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时，我是个花钱不眨眼的小女人。常常是工资发下来不到半月，就钱包危机。青黄不接的日子怎么办？自然是东吃一家，西呼一顿。口袋里有钱时，我请朋友吃香的喝辣的。没钱时，朋友们请我大吃小咽。大家都没钱时，以茶代饭，也可以聊上几个小时不歇口。我不愿把钱裁成碎条来用，我的周围也少有斤斤计较的人，这大概就叫人以类聚吧。

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要是被人称为小气鬼，那就连居民委员会的治保老太太也不愿去他家的门前转悠。北方人豪情仗义，气吞山河。酒宴下来，要是有人几毛钱地算着均摊的话，非被壮士的铁拳送到江南不可。南方人称东北人为傻瓜，东北人则自乐其道，曰：大气。我也这样想。不知是不是白山黑水的辽阔，培育了此天性。

八千里路云与月地到了日本后，我抱定了“入乡随俗”的尚方宝剑，摸着石头过河，走着瞧地寒窗苦日。熟悉了一段时间后，我与几个同学去池袋一家咖啡馆聚餐。结账时，台湾的李兄振臂高呼：女士五百日元，男士一千日元。他勇敢地先去算了账再回头跟大家收钱，七八个人倒也没费多少时间就搞清了账。

到日本后听人说，日本的习惯，是饭后茶毕均摊付账，算到小数点后几位才罢休，且男女平等。总是半信半疑，觉得友人夸大其谈。直到我亲眼目睹过后，才确信无疑地咽着口水压惊。

一次到汉堡店进餐，邻桌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只见他与她面面相对，男的双目紧盯着桌上的两个汉堡，两杯可乐，一包炸土豆条。屈指算着各自该均摊多少钱。不知道是脑量不够，还是小数点后的四舍五入太难断，只见他嘴里翻滚着一堆数字，两个眼珠子快要垂直跌落到土豆条里。

对面的女伴一脸焦虑，担心男友算不过账又不便插嘴帮忙，多少顾及了男人死要面子的秉性。好半天，男的才理好了账，只见女的把该当的钱递给男友，松口气，于是俩人才四目相视，满面柔情地吃起汉堡。邻桌的我猜想那包土豆条早已凉硬，吃不出热味了吧。这对20岁左右的情侣，吃着说着，忽见男的又脸肉僵硬地对女友说，她应再付他十日元才对账。女的顺从地再掏出钱包，摸出一枚硬币放到男友的面前。我看着这一幕生动活现的闹剧，苦笑不是地坐着发愣。

分钱必争，管你是爹妈还是情人，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习俗。如果此剧换在中国东北，我想女的非把两个汉堡像手榴弹一样地投向男人不可，然后拂袖而去。换了香港女人，更会从嘴里直射导弹，把男人击倒。后来，我又亲自经历过一件斤斤计较的琐事，方才相信了友人的言说真真不假。那是我留学日本几个月后的事情，留学生会馆里的一位日本男生，约我去东京西郊的公园赏秋。平日里在餐厅，他总是和气地先跟我打招呼，常同桌边吃边聊。不像那几个日本女学生，搬进馆里住的目的，就是找白人男生练英语。秋风里，哪个青春女子不风情万种呢？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个叫下田的日本男生的邀请，周日跟他去郊游。

约好地铁车站售票口见，当我如约赶去时，下田手里握着自己的车票，等我买票。因为要中途换车，我站在售票口，仰着脖子去看那些密密麻麻的价格换算表。我转身向下田求援，让他再买一张票，我付钱给他。下田却伸手先取了我的钱，才去帮我买票。天哪，怎么这么小心眼，难道我会赖你几百日元的车票？

平生最厌恶的小气男人，偏偏让我在一个本该浪漫的日子里碰上了。为了不失信，我心中极不情愿地草草结束了那天的短旅。后来，我虽然仍礼貌地与下田打着招呼，却再也提不起兴趣去碰撞他那对原本还算可爱的小眼睛。一颗微型小气弹，炸得我心灰意冷，远远地拒绝了他的热情追求。

年复一年地在日本住下来，入乡久了，俗也就随得多了。一次和几个女友吃午餐，结账时，那个叫田中太太的太太（台湾人，随夫姓叫田中太太）随心应手地从包里掏出个小计算器，聚精会神地算了起来，我和另外两个日本太太耐心地守在收款机旁。可能是小数点后的数字不好算，只见田中太太的两道眉毛，扭成了一条麻花。另外的两个日本太太像和尚打坐，声在肚里，运气暗算。看着三个女人的辛苦，我忍不住大概算个数报给田中太太，被她摇头否决，直到大家摊派不差一二日元才罢休。回去的路上，田中太太太太用她那没有卷舌音的普通话，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在日本，大家谁也不能欠谁一分钱，越是亲朋好友越要算得清楚。你要准备一个袖珍计算器，随身必备。

以后的日子里，田中太太的叮嘱不敢忘记，我却一直也没有买个计算器随身携带。与别人聚餐时，小数点后的几十块钱，常被我马虎地算在自己名下。本性难改，自戏为入乡随半俗，乐在其中，活得轻松，天涯海角任我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