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意思的事儿。”

“我的竞争意识特别强，”讲习班结束了几天之后，玛丽说道，“每次射击我都想做得更好。我要比斯蒂芬尼强。

“长身体的时候，我身材瘦长，又笨手笨脚的，所以基本不做什么体育运动。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个高水平的力量举重运动员。他带我射击、健美、掰手腕。我们家里就有一张掰手腕的桌子，我也开始进入了竞技的世界。他还引发了我对摩托车的兴趣。

“我喜欢控制强有力的机器，喜欢配有强大马达的汽车。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莱昂斯赛车场开赛车，十秒钟开出四分之一英里。我喜欢冒险带来的那种兴奋冲顶的感觉，喜欢拥有控制的权力。

“我的竞争意识可能来自我没机会上大学这个事实，或许有机会上，不过当时我也没发现。父亲过世后，母亲经历了痛苦的感情挣扎。我上过四所不同的高中。我痛苦绝望，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种家庭生活，于是十七岁便离开了家，十八岁结婚，二十二岁就有了第一个女儿。除了她出生后的那一年，我从十八岁开始就一直全职工作。

“我特别想让女儿们上大学，不想她们重蹈我的覆辙。但是她们的生活却跟我一模一样，这让我心碎。我明白了你对孩子的榜样作用要比你对她们说的话重要得多。

“没有个正式的学位时常困扰着我。所以，我才努力工作，从中汲取知识。我总是不断地探求新知，总是上些课 名著导读、立法讲座、计算机课。我先生之所以吸引我，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知识非常丰富。我总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总是问自己， 有哪些是大学毕业生知道而你却不知道的？

“有时候，我觉得学位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遇到过很多有学位的人还没我聪明。可有时候，我又想，自己离开人世时不能连个学位都没有。我知道拿个学位会提高自尊。人们经常会问起我在哪儿上的学，学的什么专业，搞得我很尴尬。他们忽视我的存在，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初见这些女人们的时候，我感到害怕。

“她们当中，有很多人年轻时曾是姐妹会成员，上流社交圈新宠，研究生毕业，而我那时却应付着两个麻烦的丈夫，带着孩子。我从没邀请过她们到自己家里坐坐，跟她们的家相比，我家太寒酸了。

“通常，我们选择心智相投、心灵相通的人做朋友。如果没加入这个社团，我连她们当中的一半儿都不会认识。乔奈尔的自由主义，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一直认为1968年是我们这一代的主要分界线。我觉得人们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和抗议是不光彩的，并对此感到特别生气。他们怎么能对战士和政府这么不尊重呢？在和一位生活指导老师的接触中，我求教于他，并理解了乔奈尔的观点。他给我看了一篇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文章，打开了我的视野。

“我是个黑白分明的人，看不到那些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东西。倾听这些女人们的不同观点使我狭隘的思想得到解放。她们开阔了我的视野和人生观，给我上了一堂集体动态学的入门课。而且，她们赋予自己很多权利，跟她们在一起，让我也变得很有主见。”

加入珠若莉娅社团一年之后，玛丽说服大家将“奇迹屋”作为下一个募款对象。“奇迹屋”为女性提供高密度的住宿型戒毒规划。自从它挽救了玛丽家中某个人的生命之后，她就想回报于它。早晚要有所报答，她跟自己说，但她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和这些女人们在一起之后，她想到了报答的方式。她来负责这次募款，就像这些年来负责公司的活动一样。

这回的社交集会跟在迪可的那次有明显的不同。雨滴噼里啪啦地落在“13桌”的屋顶上，这是一家比迪可大得多的餐厅，于是感觉人群少了许多。不过没关系。在这个晚上，缺少的那点儿气氛被辛酸的倾吐所弥补，两位女士含泪致谢。她们感谢“奇迹屋”挽救了她们的性命，人们都被感动了，玛丽更是泪眼朦胧。和珠若莉娅社团在一起，她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每人进门时拿出的50美金捐款，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