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赞早期的一篇评论《别了，莱奥纳尔》（Adieu，Léonard）--这部皮埃尔·普列维根据其兄雅克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遭到了观众的冷遇，但在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却深受欢迎--的文章有力地证明了他对附庸风雅的憎恶：“人们居然会对这样的剧本赞不绝口，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遗忘了电影的多种可能性：因为，说到底，如果电影反映了某种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只有通过拍摄风格才能得到体现。这种荒诞而略显滑稽的讽刺只能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画面的节奏与诗意把一种非真实性的高度真实性强加于我们；然而，在这里，我们从未摆脱逻辑的偶然性，我们从未自由地接受这个强加于我们的世界。”在文章的最后，巴赞表示他对普列维这个姓氏抱有任何敌意：“为了忘掉它，我们第四次去看《天色破晓》（LeJourselève）这部电影：您好，普列维！”

我有必要在这里提醒（这种提醒不是没有用的）一下读者，在巴赞生活的那个年代，影评人是与广大观众一起在电影院观看电影首映的。影评人不会根据某份“新闻档案”来撰写文章，他们必须自己组织剧情简介，猜测导演的意图，评估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虽然巴赞和普通观众一样需要自己掏钱买票看电影，但当影片--比如《布洛涅森林的妇人们》（DamesduBoisdeBoulogne）--受到不公正待遇或不被观众理解时，他依然会站在电影一边。

我是否总是赞同巴赞的观点呢？当然不是。和他不同，我对纪录片持反对态度，雷诺阿曾说过“纪录片是最虚假的电影类型”。我也不赞同巴赞--尤其是在他从事影评初期--对电影类型所作的等级划分：“《红手古比》（GoupiMainsRouges）是一部几近完美的作品，而《夜间来客》（LesVisiteursdusoir）不乏瑕疵，但是贝克拍摄的这部电影所属的类型从美学角度看不如马塞尔·卡尔内的作品。”顺着巴赞的思路，我们会觉得金·维多（KingVidor）的作品高于刘别谦的作品。现在，我们可以从巴赞后期的文章中找到一些与这种电影类型等级观相悖的评论，例如他在1948年写道：“与表象相反，喜剧片曾是好莱坞电影中最严肃的电影类型，因为它以喜剧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人的道德与社会信仰。”

自从巴赞去世以后发生了哪些事呢？首先，最重要的是，电视粉碎了电影的神话，它毁坏了电影明星，削弱了电影的魅力。彩色的普及导致画面的平均质量下降，它使电影的“解读”难度降低，魅力减少。最后，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与满怀抱负的电影在比例上发生了倒置，这就是巴赞所说的颠覆。

很不幸，今天的影评几乎失去其全部影响力，主要原因是电视的出现。在电影拥有运动画面的垄断地位的时代，影评人的作用就是用文字描述影像，但如果一部电影以无法抗拒的魅力吸引了广大观众，那么即使所有影评都对影片不利，那也无法阻止观众对影片作出自己的评价，原因在于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视觉之谜。今天，只要在电视节目中播出三个挑选不当的电影片断，就足以消除视觉上的神秘，毁掉一部电影的前途，而政府的交流传播部却口口声声说这些电视节目是为了“推广宣传”电影而播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影评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影评在电影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就和环保运动在政治游戏中扮演的角色一模一样：即理论上的，无效力的，在道德上又必不可少的角色。

在巴赞生活的那个时代，大多数电影都缺乏野心。影评人的作用就是激励导演，引导他们发现自身的潜能。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常常看到雄心勃勃的电影，但它们被删改得支离破碎，或因为拍摄的无力而被原封不动地搁在库仓里。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才有，它是世界性的。如果巴赞健在--如果他还健在，他现在也不过六十五岁--他是最有能力帮助我们在计划、态度、目标与风格之间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的人。

在序言的最后，我得承认，我在谈论巴赞时尽量保持和他之间的距离，就好像我在谈论其他人一样，而其实安德烈是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我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和雅尼娜接纳了我，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不想谈论这些往事的细节，因为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详述过，但通过达德利·安德鲁的这本书，读者会看到巴赞是多么值得赞叹的一个人，你们会看到他非同寻常的善良，还有他对一切生灵的热爱。巴赞没有敌人，也不可能有敌人，因为他的性情使他在向对手提出自己的论据之前，先深入地阐述对方的观点。只要和巴赞接触，每个人都会获益良多。如果我们以前有过分歧，我们也是心平气和地交流。

安德烈去世已有二十五年了，人们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因为他的辞世而感到的痛苦会有所减淡，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深切怀念巴赞。

（《安德烈·巴赞》（序），星星出版社，198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