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