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胡耀邦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我一块儿去交给胡耀邦。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