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