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后来他正式出来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他的人是什么态度？

黄梅：有一个“军事百科”集团在写军事百科的条目的时候涉及林彪，下笔的时候很难，因为林彪当时已经定性了，他们来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非常明确地说，对人要历史地看，客观地看，即使他后来做了坏事，也不能抹煞他以前做的事情，这个对后来林彪这一案件的历史评价可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包括对他态度比较坏的吴法宪，他后来都是处理非常宽的，吴法宪说他身体不好，父亲就用比较宽的方式来处理，对他的家属的处理都过问。

记者：那时您在做什么？

黄梅：我从1978年起就读研究生，断断续续一直上学，后来又出国，我学还没上完，他人就不在了。

记者：您出国的时候父亲有没有说什么？

黄梅：我出国的时候，他嘱咐了我几句话，说注意身体，还嘱咐我不要被人偷了，然后最重要的他嘱咐了一句话，说你不要站在外国的立场上去看中国。他说时我还没在意，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句。我出去那几年，正是中国人崇洋思想最厉害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站在外国的立场上看中国，哪哪都不合适，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尤其知识分子里头，你没想到实际上你的命运是在这块土地上，有几个人能真正吃美国人的面包。

记者：在美国那段日子，你对父亲和自己有没有重新思考过？

黄梅：我刚去美国头半年，情绪比较坏，这是所有出国人的共同经验，这跟我们出差不一样，你确实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有一种很深刻的孤独感。我写过一些信，还寄过一些录音回来，我爱人说给我父亲听，他听了两句话说不要听了，说调子太低。大家为了鼓励我，又把大家说的一些话录给我。后来我父亲就说了两句话，意思说不要那么凄凄惨惨的，人应该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精神。我父亲对我从来也不说这些话，没有说过壮士什么的。但是后来我一想，他这一辈子就是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精神走的。他的壮烈其实是在心里，平常他的行为上是非常随和的，一贯喜怒不形于色，你看不出什么来。

记者：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在身边吗？

黄梅：父亲病重了，他们告诉我，我就赶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下了飞机，当时就去了医院。我来的时候他们说父亲一直在等我，他其实身体已经不行了，我回来一天多他就去世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对他表达出一点感情来，他可能在晚年能得到一个更大的满足，但他从来都不表现，我们也没有什么表现。我们对他的情感是慢慢地积累起来的，一直到他离开我们，这种尊敬才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但我们没有机会在他生前把这一份东西给他。

迟到的理解

“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墓上没有大理石的丰碑/只有一抔绒绒的新土/春来正是绿草青翠/亲人们在心底葬下你平凡的名字/它并不标志着成功与尊贵/唯有生活的川河收容你一生的努力/向死者呈上最后的安慰/但骄傲吧/你尽可藐视那显赫一时的权贵/像千百万垦荒者一样自豪无愧/你自觉地选择了艰难/是为了把幸福带给人类”

女儿把这首自己写的诗放在父亲的灵堂上，阴阳两隔，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接受这迟到的理解。

黄梅：我1972年春天写了一首诗，意思是像我父亲这样一批真正为人类幸福牺牲的人，他们不一定得到所谓的善终的结果，不一定得到鲜花和赞颂，他可能承受寂寞，也可能承受苦难。这最初不是写给我父亲的，但最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把它拣出来写成挽联放在父亲的灵堂上。

我觉得我理解了父亲，理解了他们这种境界。他们是献身者，是真正的献身者，这个时候我们能给予父亲的，显然我们没有表达，我甚至没有说过我们爱你。等我们真正想到说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黄克诚一生对中国革命的追求和奉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铮铮铁骨与百折不挠的精神，从他对战争的深刻分析和大胆建议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位军事将领对革命战争的忠诚和坚贞。与其说黄克诚以其一生的军事生涯体现了他的高尚品质，不如说他用一生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精神塑造了他在军史中的伟大形象。他的深谋远虑，他的远见卓识，他的不尚苟且，他的耿直不阿，至今仍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