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康纳兄长？"安尼施开口问我。房间里静得仿佛声音都被抽空了一般。他们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这是预料中的。"CERV"的工作人员曾经强烈建议我们在回答这类难以逃避的问题时要尽量含糊其辞，谨慎小心。很少有志愿者在离开后再次来到尼泊尔，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还有就是时间上也不允许。在孤儿院里做志愿者通常也是一次性的，那是一种你永远不会忘记但也永远不想再重复的人生经历。"CERV"的官员们清楚地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孩子们抱有虚幻的希望，以为我们离开后真的会再来，这样只会降低孩子们对下一批志愿者的信任度。来照顾孩子们，做替补父母亲的志愿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有新的来，孩子们早就对此习以为常。这种制度的确有很多弊端，可是目前还没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也不知道，安尼施，但我保证，我会尽量回来！"我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希望，但孩子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到底是什么时候，兄长？"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安尼施追问。

"嗯，一年内肯定回不来，"我对他说，"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我要去完成一次很大很大的旅行吗？我还在地球仪上指给你们看来着。"

"那旅行结束可能就回来了，对吗，兄长？"

"对，可能是！"我说。他们以前听我提起过旅行的事，听我这么说，一些孩子不再盯着我看，还有几个也放松下来，躺到了床上，只有安尼施一个人还保持原来的姿势，坐在床边。他换种表达又问了我一遍同样的问题，还不放心，再问一遍，问题具体到我年底准备做什么，我要不要回家，我喜不喜欢苟达哇力，等等。最后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我真的不知道，安尼施。不过明天早上我们会再见的，好吗，孩子们？"

"好吧，兄长。"他们齐声回答。安尼施终于肯躺下睡觉了。我关灯离开。

回到卧室，我把背包从床下拉出来，从架子上取下一摞T恤平放进背包。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事实上，那天晚上我失声痛哭。很多年没有哭过了，一下子变得如此激动连我自己都始料不及。我抽噎着告诉自己：不错，你在苟达哇力过得很开心，可是这里一无所有，你每天只能吃米饭，而且足不出户，见不到女人；你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电影电视看了，还得照顾十八个孩子；你身上永远脏兮兮的，而且从没觉得暖和过。

我想起每次在美国过完圣诞节乘飞机返回布拉格，妈妈到机场送行的时候，总是趴在我的肩上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就像我现在这样。以前我总不明白，悲伤的情绪到底从何而来？离别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可这次不同。那个晚上，同样一股绝望的悲伤在房间里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