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那些无形的生命会随着轻风游走，它们在你的身边聚集而你却浑然无觉。

而夜晚就是那些生命的舞台，是它们演练的操场和奔驰的疆土。我看不到它们，就像我看不到花朵的呼吸和草木的生长，看不到星辰的坠落和岩石的裂变，看不到不等于不在发生。就像我初生时的哭泣，我现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不知道我当时经历和体验了什么，只知道我的哭泣。彻夜的啼哭。在午夜的时候，我的啼哭不仅使人烦躁，而且也使人畏惧。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无形的生命，只能看到有形的景物。然而，对于无形的生命，人们总是怀有莫名的畏惧，因为那是他们无从把握的。

多年后母亲讲起她的感受，她说：“妈让你哭得心疯了。”

那时候令母亲深陷困扰的除了我的哭泣，还有从一座空楼里传出的哭泣。

空楼临近我们的家属区，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当时刚刚兴建起来，还没有住户搬进去。

那幢空楼临时被用来关押犯人。所谓犯人就是历史有问题的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在矿区他们是需要被揪出来的人。我出生的矿区是黑色的，但是却被命名为“红色×矿”。矿行政机构被命名为“红×矿革命委员会”。那些矿工们有成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就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关押在那幢空楼里。为了惩治这些人，有人在空楼里设了水牢，其实就是把澡堂改建成关押犯人的地方。那些被揪出来的坏分子泡在污水中，被人用麻绳沾水抽打，他们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就发出哀号的声音。那些响在空楼里的哀号的声音从窗口传出来，在街道回响。

关押在空楼里的人，经常会自杀。忍受不了冤屈或折磨，他们或者破窗跳楼，或者用绳索把自己吊死在窗棂上。空楼里经常爆出哭泣。那些声音和我的哭泣遥相呼应，使母亲的精神几乎陷于崩溃。母亲坐月子的时候头上扎着棉头巾，身上穿着加厚的层层棉衣棉裤，但是她还是无法抵御内心寒冷的感觉。每到我开始哭泣的时候，母亲就感觉到周身冰凉。

没有办法。我害怕黑暗。夜色降临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哭泣的时候。贴在玻璃窗上的漆黑夜色让我害怕，窗外在微风中摇曳的树影令我畏惧，在冬夜中阵阵吹过的风声使我恐惧。作为一个初到人间的婴儿，我是孤独的，更是幼稚而脆弱的。我敏锐的知觉和灵异的感受使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夜空中蕴藏的不安，那些响彻空楼的鞭笞声和被鞭笞的人的哀号和呻吟，以及伤悼死亡的哭泣，是我听见的。虽然我不能言，但是因为它们的切近，被我听见，也被我感知。

因为恐惧和惊悸，我没有办法安睡。我只有哭泣，哭泣是我在那个时刻唯一的反应。

父亲被我的哭泣搞得异常烦躁，他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的啼哭带给他不祥的感觉。

母亲在那时是痛心的，她爱我。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她就深爱着我。她像母狮护持着幼子，她希望我安宁和快乐。而我在那时候无休止的哭泣令她伤神而凄楚。

现在，我经常会游走。由于新闻职业的缘故，我会奔走八方，漫游四海。

然而我一直觉得迎接我出世的那间石头房屋，那片凌乱的家属区，那个终年漂浮着烟尘的矿场是我从未离开过的。它们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也在我的精神里。我经常会梦到它们，相隔一段时间它们就会自然地出现在我梦境之中，不请自来。我想如果我的生活是一个无限扩展的圆周的话，我的故乡和故乡给予我的经验就是那个圆周的核心。

2005年的冬季，我到达挪威奥斯陆。我应邀前来做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采访。

在位于大街的诺贝尔和平中心，我看到了100年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肖像，他们陈列在一间宽阔的房间里。我看到我尊敬的安德烈·萨哈罗夫、莱赫·瓦文萨、德斯蒙德·图图、伊利·威塞尔、戈尔巴乔夫、昂山素季、曼德拉的黑白肖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手书“敬天爱人”悬挂一侧。

每年的12月10日是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也是颁奖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夫人在她的演说中强调和平的意义时说：“和平工作意味着，所有国家的人民过上更能保持人的尊严并毋须恐惧的生活是可能的。”

1979年的冬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把这一年的和平奖授予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罗马天主教修道会、教会慈善事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一间黑暗的影视厅里，电影机正自动播映着特蕾莎修女在1979年12月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实况影像。此前我已经知道特蕾莎，这个被全世界爱戴的老妇人，以她宽广的仁慈关心和救助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特蕾莎修女的工作传递的信息超越了由种族、宗教或民族设立的所有障碍，她用最为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之神圣性的确证促进和平。在影视厅我看到特蕾莎所描述的儿童在世界的境遇。这个头上永久缠着白色头巾的小个子妇人站在挪威高大恢弘的市政厅面对世界表达她的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