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剑教给我一种全新的训练形式，我必须保持体重。为了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参加全国大学锦标赛，我每周要训练四五个晚上，这就迫使我对剩余的时间进行规划，因为现在我要对队友负责，必须按时出现在训练场上。我和他们非常亲密，尤其是和希尔·范戴克，他是荷兰人，比我大十多岁，是我的老师、保护者和密友。1953年，他让我加入了他正在筹备的小组，打算进军1956年的奥运会。我们在范戴克的领导下刻苦训练，对我来说，现实是无法逃避的，因为记分牌永远都在。我很快明白只有我自己能为我的成功负责。

我听从朱利叶斯·斯通先生的忠告坚持学习，但也没有完全不顾达尔先生的建议，也继续到大学后面的木材场做兼职。工作虽然辛苦，但对我大有裨益，在搬木材的几个月里，我还赚了些钱交学费。然后我找了个薪水更高也更轻松的活儿，在悉尼市的戴维·琼斯百货公司的鞋区做店员，可是并没有赚多少钱，于是我说服当时法学院的朋友、后来在法律界表现杰出的乔治·马斯特曼，和我合伙做点小生意。我们走访做过新生儿出生登记的家庭，提议由我们的专业人员为母亲和新生儿拍摄合影。这份工作是赚取佣金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成为出色的推销员。不过我们的生意仅维持了几个月，马斯特曼回忆说我们赚的钱甚至连本道路指南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