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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后我看到中士留给我的字条：你哥打电话找你，未留言。我把纸条对折，丢进垃圾桶。接着我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三小时，起床后又过了五十分钟，就看到清晨的曙光。黎明时分我又回到汽车旅馆，这个地区早上看起来还是那么糟糕──依旧一片萧条寂静，数英里内杳无人烟，全无喧扰迹象。不管是哪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新年的黎明时分，总会陷入完全静止的状态。高速公路上没有车流，完全看不到车子的踪迹。

卡车休息站的小吃店开着，却是空的，汽车旅馆的办公室里也没人。我沿着走到克拉玛投宿的倒数第二间房，房门锁着，我站着靠在门上，开始模拟当时的情况：如果我是那个妓女，客人刚死掉，我得把他沉重的身躯推开，迅速着装后一把抓起他的手提箱，拿了就跑。我想拿皮夹里的现金，还有那张美国运通卡，所以我会翻找一遍，把钱跟卡拿走，丢掉箱子。那么，我会在哪里做这件事？

房间里是最适合的地点，但基于某些理由，我没有这么做──也许我很慌张，也许吓呆了，觉得毛骨悚然，所以只想赶快离开现场。那么，还有哪里呢？我直接看到的是街对面的酒吧。也许那是我会去的地方，平常我可能就是在那里拉客，但我不会提着一个手提箱去那里。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拿着一个大皮包，这样会引起同行的注意。她们到哪里都会带着一大堆东西：保险套，按摩油，还有刀子或手枪，甚至信用卡刷卡机。这是辨别妓女的最明显特征：她们穿得像要去参加舞会，拿着一个像要去度假的大袋子。

我看看左手边，也许我会绕到旅馆后面僻静处，虽然所有窗子都朝后方，但因为是夜里，我可以确定窗帘都被拉了下来。于是我左转后再左转，看到这排房间后面有片与这座旅馆长度相同的长方形乱草堆，深度大概是二十英尺。我想象着自己快速经过草堆，然后在深处的阴影中停下，用手触摸手提箱里的东西。我想象已经找到自己的东西，然后把箱子往阴暗的远处丢，它可能会落在三十英尺外的地方。

我站在她可能站过的地方，设定一个四分之一的圆圈范围，所以我必须查看的区域大概有一百五十英尺左右。因为前一晚的霜降，坚硬的地面几乎是冻结的，我发现很多东西：垃圾、用过的针头、吸食古柯碱的锡箔、一个别克汽车的轮胎盖以及一个滑板的轮胎，但没有手提箱。

这片空地后方有一道大概六英尺高的木制围篱，我爬上去后往后看，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长方形石子地，也没看到手提箱。下了围篱后我继续往下走，从后面绕回旅馆的柜台。我看到一道脏污的石纹玻璃窗，我想后面是职员专用的洗手间，窗户下方有十几台被废弃的空调，被垒成矮矮的一堆堆。它们都生锈了，我想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搬动过。绕过角落，左转后我走进一小片长满杂草的砾石空地，我打开那里的子母垃圾车车盖，在满满的垃圾里，也没有手提箱。

穿过街道后我走过空荡荡的停车场，看着酒吧，里面完全没有声音传出，而且大门深锁。霓虹灯都关着，弯曲的小灯管看来完全没有热度。酒吧也有一辆子母垃圾车，停放在外面，里面一样没有手提箱。

我走进整间油腻的餐厅，里面还是空的。我查看了餐桌旁以及雅座靠背椅旁的地板，也看了收款机后面的地板，发现一只硬纸板箱里插了两三把废弃的雨伞──但还是没有手提箱。我查看了女洗手间，里面没人，也没有手提箱。

我看了一下手表，走回酒吧。我得在那里当面问人问题，但至少要再过八小时才到它的营业时间。我转身看着街对面的旅馆，还是没有人在办公室里，所以我回到悍马车上，刚好听到无线电传来10-17的信息代码，意思是：返回基地。我知道后便发动引擎，直接开回博德堡。因为路上没车，不到四十分钟就赶到了。我看到克拉玛租的车就停在汽车调度场里面，而我暂借的办公室外面桌边来了个新面孔：是个值白班的下士。黝黑的皮肤与矮小的身材让他看来像路易斯安那州人──祖先一定是法国人，这种血统我一看就知道。

他说：“你哥又来电了。”

“什么事？”

“没留话。”

“为什么要发10-17的信息代码？”

“盖博上校下的命令。”

我露出微笑。说真的，在生活中光是讲信息代码就可以代替说话，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10-17代表要用电话或无线电联络，比较严重的像是10-16，代表应该用不会被窃听的室内电话联络。盖博上校下令发出10-19的讯号，意思就是：盖博要你打电话给他。有些宪兵部队已经开始改用口语来代替讯号，但显然这里还没那么进步。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克拉玛的装衣袋靠在墙边，旁边摆着一个装着他的鞋子、内衣与帽子的硬纸盒。他的制服还挂在三个衣架上，它们被依次挂在我的衣帽架上。经过这些东西后我到桌边拨了盖博的电话号码，一边听着“嘟嘟”的电话声，一边想着我哥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也纳闷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六十小时前我人还在巴拿马，在那之前我居无定所，找我可是要花一番工夫。所以，也许他有重要的事，于是我在一片纸上用铅笔写了“乔伊”两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两条底线。

里昂·盖博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我是李奇。”看着墙上的钟，时间是九点刚过，克拉玛本来要搭到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班机已经飞走了。

盖博说：“是心脏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