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航程里我们都在睡觉，直到飞机驾驶通过广播系统告诉我们，飞机即将在戴高乐国际机场降落，当地时间已是晚间八点。在我们飞越大西洋上空的一个个时区之际，90年代的第二天好像就要像海市蜃楼般消逝。

我们换了些法郎，步行到长达一英里的出租车排班队伍，到处都是人与行李，队伍几乎没动。所以我们打算改搭机场巴士，经过巴黎北端的郊区，一路往巴黎市中心前进时，我们都只能站着。晚间九点，我们在剧院广场下车，当时巴黎又暗又湿又冷又安静，一家家酒吧与餐厅都关了，窗上笼罩着雾气，店里点着温暖的灯。湿滑的街道上排满停好的小车，我们一起往西南走，从协和桥跨越塞纳河。接着又沿着奥赛码头往西走。停滞的河面一片黑暗，河上的一切都停着不动。街上一片空荡荡，没人待在室外。

我说：“我们该买花吗？”

乔伊说：“时间太晚，能买花的地方都打烊了。”

我们在抗战广场左转，并肩走进哈普街。当我们越过大学街时，看到就在我们右手边的艾菲尔铁塔。铁塔的灯闪耀着金色光芒，我们的鞋跟踏在地上，发出像在人行道上用来福枪射击的响声。接着我们到了妈妈住的大楼──那是栋六楼的石造小公寓，被夹在两栋1890年的华丽建筑中间。乔伊把手伸出口袋，把临街的门打开。

我说：“你有钥匙？”

他点头说：“一直都有。”

门后是一道铺着鹅卵石的通道，往里走就是中庭。大楼管理员的屋子在左手边，再走过去的一个小壁龛里面，有一架缓慢的电梯。我们搭电梯到五楼，走进一道高耸宽阔的走廊。灯光很暗，地板上铺着有饰纹的暗色磁砖。右边公寓装的是两扇橡木高门，朴素的铜牌上刻着：吉哈德夫妇，左手边漆成灰白的门上则挂有名牌写着：李奇夫人。

我们敲门后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