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能捉弄妈妈，还从她手底下逃走，但厨子和其他佣人对我们这些恶作剧就没什么耐心了，他们常为此惩罚我们。

“珍珠，还记得厨子教我们包饺子那次吗？”梅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盘着腿，两手插在一起，托着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厨子觉得我们多少得会做点什么。他说：‘姑娘家若不会包饺子给丈夫吃，怎么进婆家门？’他压根没料到我们多么无可救药。”

“他要我们穿上围裙，但穿上围裙也没用。”

“你一朝我扔面粉，围裙就有用了！”梅说道。

一堂包饺子的课变成了游戏，最后竟成了一场面粉大战，我们俩都像疯了一样。我们一搬来上海，厨子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清楚两姊妹一起干活是什么样，一起玩耍是什么样，打起架来又是什么样，他讨厌我们打架。

“厨子气坏了，好几个月都不准我们踏进厨房半步。”梅接着说。

“我一直跟他说，我只不过是往你脸上涂粉。”

“不给我们小零食了。点心没有了。小灶也停了。”梅想起这些，笑了起来，“他生起气来真够狠的。他说他才不稀罕打架的姊妹。”

妈妈爸爸上来敲门，让我们出去，但我们不肯，说是想在房间里多待一会儿。这样做既不礼貌又孩子气，但我俩和家里发生矛盾时总这么做——只要我们认为什么事对我们不利，或让我们不快，我们俩就一致对外，躲在自己的小堡垒中。我们在一起比单独一个人更强大，我们同心协力，便没人吵得过我们，也没法跟我们讲理，他们最后都得让步，答应我们的要求。但这次灾祸不同于以往，不是想去探望野营的姐姐，也不是在发怒的父母、佣人或老师跟前互相保护。

梅下床拿了些杂志，我们看看时装，读读八卦。我们给对方梳头，然后仔细搜了一遍衣柜和抽屉，看看剩下的衣服中能搭配出几套新行头。路老头把我们的中式衣服几乎拿光了，只剩下一堆西式衣服——连衣裙、衬衫、短裙和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