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美国民众的特点。因为总会有人质疑说由于美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观念亦应该受到了其宗教的影响，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濒死体验中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属于超自然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盖勒普并不这样认为。他如此评价美国人的宗教情感：

“美国人民是尊重《圣经》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读《圣经》。”

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主张无神论的中国。1996年，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及该院医生刘建勋，受上级委派参与了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经历调查。在总计81例有效样本数据中，共有32人报告了濒死体验。两位医学家日后出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中的濒死经历》报告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单一死亡性事故中有关调查参与人数最多的有效案例；而所得到的结果，即使是非预期性的统计结果，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结论大体相一致。在这份报告当中，两位医生写道：

“濒死研究对于社会医学和临床精神病学具有实际的意义。濒死经历似乎在其主体脱离危险后，对他们具有积极的改造效果。濒死经历的现象学内容更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发生关联。”

“我们的研究是初始性的和探索性的，关系到一桩特殊不幸的濒死事件；因此我们在把这些数据推广到其他人口时必须小心谨慎。”

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知名儿科专家梅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se）却将研究对象大胆地推广到了儿童。他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西雅图的一所儿科医院里，由多位不同领域的医学家参与，采用了自然科学研究当中最具典型性的双盲对照法研究了两组患各种疾症的孩子。他还与美国《健康》杂志执行总编保罗·佩里（Paul Perry）合作，先后刊印出版了《趋近光明》（Closer to the Light）、《光之改造》（Transformed by the Light）和《临终视像》（Parting Vision）总共三本书。作者在其书中讲述了许多儿童的濒死体验，通过完美的案例证明了儿童与成人在濒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事物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

而当《临终视像》这本书最终于1994年发布面世时，临床濒死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包括穆迪与梅尔文·莫尔斯等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载入了标准的医学教科书，成为了自然科学王国里的又一重要分支。莫尔斯如是说：

“当穆迪博士的著作刚刚出版时，所谓的医学专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嘲笑。他们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不过就是简单的幻觉而已。25年后，科学证明了穆迪博士是正确的。我所了解的所有相关主流学科都已得出了与穆迪博士相类似的结论。在过去七年里，濒死体验领域，有三种主流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与穆迪博士最初发现的不谋而合。先行者们从前面对的那些怀疑和敌对的气氛现在已经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在主流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又一篇有关濒死学的论文。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医学院都已在课程中引入了‘精神死亡’的概念。”

就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出版后第20年，又一位重量级科学家加入到了穆迪所领导的濒死研究团队。他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彼得·芬维克（Peter Fenwick）。芬维克与其妻伊丽莎白·芬维克（Elizabeth Fenwick）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名为《光中之真相》（The Truth In the Light）的濒死研究专著，以大量合理设计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基础，讲述了总计350名不同国籍欧洲人亲身经历的濒死体验。作者在这部书里运用自己精深的脑科学知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论证了现代医学所能够提供的各种“科学解释”在试图分析濒死体验时，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困境和矛盾，一种近乎于古希腊两难悖论的致命矛盾。芬维克夫妇的系统论著，从本质上将那些试图以机械唯物论来解释濒死体验的科学家挡在了这项研究的大门之外。

不过，这种矛盾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