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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老师

启迪教师心灵的哲理美文 作者:张在军


苗振亚

当年,姜亮夫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总是自愧外文根底太差。陈先生引印度文、巴利文以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他都听不懂,就是英文、法文,也无法完全听懂,所以感到非常苦恼。去问吧,那就要不停地问,而陈先生的身体太虚弱,天一冷就要穿上两件皮袄,怎能忍心老是问呢?陈先生书读得这样多,学问这么好,身体这么差,仍然在刻苦用功,每个星期都要进城两天,跟人家去学西夏文、蒙古文。作为学生,姜亮夫感到无地自容。可是,感到无地自容的姜亮夫,以后也成了大学问家。费孝通在清华做学生的时候,曾跟俄籍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为了安排费去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史先生不仅为其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还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当时质量最好的照相机。另外,史先生知道西南山区的蚂蟥厉害,随时会爬到腿上吸血,专门为费及其同行的妻子各订制一双坚实牢固的长筒皮靴。在学习体质人类学课程时,他特地向生物学系借了一间实验室,让费能够独自在实验室工作,又联系驻清河部队与北京监狱,让费去测量士兵与犯人的体质。费说: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

优生学家潘光旦,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有一次在学生集会上讲话,讲到他抽查图书借阅情况,发现借阅最多的书是“中文白话小说”,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的、外文的都不看,这怎么得了!潘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激动。想不到,作为图书馆长的潘光旦,还管到同学借书读书的情况,依然不忘教书育人,忧心学生不读那些动脑筋的书,只求消遣,不事学问。

在西南联大时,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课,郑先生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当他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殷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了,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就不再来上课了,通过看书自学,期末照样取得这门功课的最高分数。殷海光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先生则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澳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于是,殷就去听王宪钧的课了。金岳霖与郑昕都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哲学界的泰斗人物,但在这位天资卓异的学生面前,他们想的不是自己的师道尊严,而是不要让学生在自己这里浪费时间。当杨振宁、李政道得知自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两人不约而同地首先写信告诉当年的老师吴大猷,让老师分享自己的喜悦。一时,吴大猷名声大增。然而,吴先生只为他们获奖而高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当然更不会借风张扬。他说:“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清史专家王仲翰在燕京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兼做讲师,手里有点闲钱,常与朋友出去喝酒。有一次喝醉了,摔在马路边上,被人告到校长司徒雷登那里,并要求给予处分。司徒雷登找到王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王仲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他来处理。”邓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叫王到他家去一趟。王到了邓家,进门就看到桌上有一杯白酒,约有一两的样子。邓先生问:“你昨天喝酒啦?”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嘛!”意思是告诉他不要去外面喝酒。王喝完那杯酒,邓说:“好了,你回去吧。”王就走了。

那时的老师,即使在今天,依然不失当年的风骨。

蒋天枢先生晚年放弃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工作,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陈寅恪文集》,全书约300万字。文集出版后,出版社付给他三千元的整理费,他说:“学生为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结果钱被全部退回。

世纪90年代,山西大学人事处动员马作楫教授填表申请国务院特殊津贴。马回答说:“常风先生都没申请,我不够格。”结果一直就没有申请。马作楫1923年出生,1946年入山西大学读书,1948年在上海出版诗集《忧郁》,1950年毕业留校。曾任中文系副主任,山西写作学会会长,出版诗集多种,是山西大学名教授,山西的诗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以影响与资格,马如申报,评上是没问题的。只因师辈没有申请,他自己也就不申请了。

费孝通晚年写过一篇回忆潘光旦的文章,说到他与老师辈的差距。他说:“潘先生那一代,只在意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做事对得起良心;自己这一代,则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做事做人要的是个面子。”到了现在的老师,已经不知是费老口中的第几代了,这就难免让人总想起那时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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