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中国西汉中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哲学家、教育家。

他的家庭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并有大量的藏书。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养成了自幼好学不倦的习惯。董仲舒以“三年不窥园”的专心和精神，习得了广博的知识。汉景帝时为博士，授徒讲学，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对策，系统地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于是遣为江都王相，又调任胶西王相，董仲舒在为仕的经历中，深感封建政途的艰险和皇族封王的骄横难事，因恐久职获罪，病免归家，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董仲舒回家后，以修学著书为事。他的著作很多，但绝大多数都失传了。有关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123篇，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后人辑录的《春秋繁露》82篇，《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散见于《史记·儒林传》和《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

教育思想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把教育看做政治事务，十分重视教育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的作用。他主张：“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故权力只宜独揽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统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合于封建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董仲舒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把“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先秦儒学加以改造，并利用《春秋》经文字简单隐晦，便于穿凿的特点，对其中的“大一统”的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要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加强思想的统一。

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置明师，兴太学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贤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光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的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三、重选取，广取士

董仲舒还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更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能者赏，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

教育方法

董仲舒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提出了一套教学原则和方法。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教师具有“圣化”之功，“善为师者，即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教师在品行方面必须“美其道”又“慎其行”。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机制，做到适时量力。不急不缓，从容引导，使其事半功倍。对学生，董仲舒也提出了学习中的具体要求：

贱二贵一。董仲舒认为，学生学习过程中必须专一，“目不能二视，耳不知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

形静志虚。董仲舒认为学习须虚心沉静，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悟解，体会精微。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

事在强勉。董仲舒认为，为学要不畏艰苦，他提倡强勉而进，因为“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博贯多连。董仲舒要求学生读书时，不可就事论事，而应融会贯通，博节合宜。他说：“得一端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

董仲舒作为封建大业理论体系的奠基者，在政治思想界和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表明，董仲舒是我国封建教育确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