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从上海乘船返港，途中遇飓风。避风期间，外籍船主限量发给每位中国乘客一磅淡水，一切用途皆在其中。船上载有羊百余头，却有满桶淡水任意饮用。人不如畜，唐景星悲愤填膺，“殊为可恨”。回到香港，他筹集股金10元，租下船只，专供国人，往来香港广州，可惜杯水车薪。故而，当李中堂发出邀请，唐景星一呼即应。

主持招商局时，唐景星表现出的人品口碑均令人称道。他提出，“不要专制政权控制”，坚持“两周一次董事会”。汇丰驻招商局代表马士对此赞不绝口。其后，李鸿章委任唐景星接手开平煤矿。在他60岁生日时，矿区四十八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而尽管历任招商局与开平煤矿两大肥缺领导，可唐景星死时“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

1883年，招商局的“好人”唐景星受徐润牵连，遭盛宣怀驱逐，远赴欧洲。九年后，他病故天津，十三国驻津领事馆降半旗志哀。灵柩用轮船运回到老家广东，十三国商务官员专船同行，这支庞大的船队“一字排列”时，整个海岸灯火通明。

很有意思的是，晚清四大买办中，有三人籍贯广东香山。除去徐润、唐景星，另外一人为郑观应。更有趣的是，三人都与招商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在激烈的官商斗争中，广东人郑观应加入了盛宣怀领头的“江浙帮”，命运由此与两位老乡大相径庭。

郑观应出身卑微有关郑的出身背景，国内大多文献记载“郑出生买办世家，其叔父等人为多家洋行买办”。而国外汉学家们考证的结论是“郑出身卑贱”，此处取后者。，曾师从广东名儒。咸丰八年（1858），按照清朝科举考试例制，这年是三年一科的大比年，16岁的郑观应未能上榜。于是，乡村私塾先生的郑父建议儿子外出闯荡。

郑观应先进入宝顺洋行做学徒，与徐润成为同事。只是当时后者以19岁的年龄获准帮帐，所以同为香山籍的两人并未有太多交往。1874年，郑观应受聘太古洋行，升任总买办，跻身上海社会名流。一次山西义赈的活动，他首次引起李鸿章的关注。随后，李刻意为郑观应安排了觐见慈禧的机会，并委派他负责上海织布局筹建。

无意中结识李鸿章，成为郑观应事业的转折点。在这个平台上，他与替李鸿章办事的盛宣怀越走越近。二者惺惺相惜，成为彼此为数不多、相知相交一辈子的朋友。从此，郑观应事业发展得到盛宣怀无所不至的提携帮助，其待遇与徐、唐有天壤之别。

1881年，李鸿章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志以示表彰。奏片写好，盛宣怀马上抄录副本寄给郑观应，后者感激涕零，回函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笃爱深知，曲为详达，时与春嘘，乌能承此”。两年后，经元善收集龚寿图等人挪用织布局公款罪证，龚反戈一击，举报郑观应利用织布局款项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导致织布局资金紧张，迟迟不能按时开工。盛宣怀只手遮天，郑观应最终安然无恙。

除此之外，盛宣怀控制电报局时，郑是该局商董；盛接收改组汉阳铁厂，郑是商董；盛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合作者又是郑观应。顺风顺水的他置地建房，在澳门修建了约4400余平方米的郑家大屋。

盛宣怀性格清高孤傲，自命不凡。郑观应若只懂钻营偷巧，断然不会受他如此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