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却要赋予“十八学士”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要如何做？首先，要让这个组织如同具有国家正式地位的官衙机构那样，想要进入其中的人，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挑选程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

武德七年，薛收不幸去世，我马上请来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填补上了薛收留下的空白。这一举动无疑告诉世人，“十八学士”在我心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我还请来名画家阎立本为各位学士画像，由褚亮撰写赞文。

比如位列十八学士之首的杜如晦，他的像赞是这样写的：

建平文雅，休有烈光；

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还有姚思廉的像赞：

志苦精勤，纪言实录；

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同时，我还命令把这些画像和赞语郑重其事地收藏在书库里，以便传于后世。如此一来，原本只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侍奉机构，一下子在世人眼里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起来。一旦有被选入文学馆的，竟然会被世人看做“登瀛洲”，成了神仙！

一个闲散的馆职，竟然能引起如此的追捧和轰动，引起四海儒生文士的羡慕和敬仰，实在跟我礼敬贤士的手腕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儒生，其人生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并不在于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在于，有没有一个英雄人物赏识他们的才华，接纳他们的理想。

而这份赏识和接纳，一定要实实在在、落到明处。

我将文学馆学士的选拔和编制当做一件大事来对待，又为大家画像立赞，正是对他们最好的认可与激励。

士为知己者死！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在日后我与建成的夺嫡之争中，能够做到即便面对高官厚禄之诱惑，贬斥诛杀之威胁，却仍然忠诚地守护在我身边不离不弃的唯一原因。

我被立为太子后，文学馆被解散，十八学士中大部分人便立刻成为我在东宫的智囊团。当时东宫的九位重要官属，原文学馆学士便有四人。

到我即位为帝时，又再次效仿原文学馆编制，“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一切跟以前一样。

八月即位，九月便开馆延揽贤才。可见我当时的求贤之心是多么地迫切。而他们果然也不负我所望，为我，为大唐，立下了赫赫功勋。

首先在政治上，“十八学士”或者直接进入政府成为重要的执行者，或者以参谋幕僚的方式为我出谋划策。房玄龄、杜如晦早在我征战期间便跟随于我，他们先后向我推荐了许多重要人才，后来又直接策划了玄武门事变，助我夺得帝位。而在房、杜之外，最受到我宠信的，便要数虞世南了。他是我身边须臾不可离开的侍从秘书。我曾经夸奖他为“当世名臣，人伦准臣”——足以成为大家的楷模。他的德行、忠诚、文章、书翰和博学，也曾被我称为“五绝”。其次还有掌管军府书檄和朝廷诰令、以办事勤敏受到我信任的薛收、许敬宗、薛元敬等人。还有经常参与我的秘密谋划，多次在我有所疏失的时候斟酌损益的褚亮。即便是在这些人里面显得学问最少、嗜酒无度，平时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苏世长，也于贞观年间出使匈奴时，坚持让颉利可汗以礼相待，不屈从于对方的威胁，也不接受其财货贿赂，保住了大唐的尊严与荣誉。

另外，天下太平之后，偃武修文便成为要紧的工作。而这样的大事，自然要依赖学问根底深厚的“十八学士”来操办主持。而这，也正是孔颖达、陆德明、颜相时、盖文达等的专长。孔颖达著《五经正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皆在当时起到了深远影响。盖文达、颜相时也都成为一时之师表，使得儒学在贞观年间达到了全盛。同时，亲眼目睹隋朝灭亡教训的我，自然会把历史的鉴戒作用看得极为重要。因此，早在贞观三年我便设立史馆，以房玄龄主持前六代史的编写工作。姚思廉、蔡允恭、许敬宗等人也皆有史学名著传世。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顺利地由“武功”转为“文治”，真正赢得天下人的信服。

十八学士要辅佐的不光是我，同时还有我的太子。

少年时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就算一个普通人要想有所作为，也必须从小就结交良师益友，在正人君子和才干之士的指引陪伴下成长，更不要说是将来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储了。

因此，“十八学士”中除李玄道、李守素、盖文达、苏世长、薛收、颜相时六人外，其他十二人都曾在承乾和李治的东宫中担任职务。其中又以于志宁最为突出。他终其一生都不折不扣地履行着教导太子的义务。甚至还因为自己的恳切直谏多次引来杀身之祸，但于志宁始终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对这些，我自然是看在眼里，感激在心上。

我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伟大功业，离不开他们的全力襄助。

正因为如此，我也给予他们最优厚的待遇和报答。平日里的丰厚赏赐和嘘寒问暖自不必说，在他们生病之时，我必然会亲自前去看望，若是有人离世，我会为他们料理后事。

比如薛收在病重之时，我派出去慰问他的使者可谓络绎不绝。当我在病榻前看见形销骨立的薛收时，禁不住举起自己的袖子来擦去他额头的汗珠，我和薛收一起回忆过去的往事时，都忍不住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