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一针见血地提醒书呆子高士廉：

“难道是看不起朕的官爵吗？”

既然以尚官为尊，那《氏族志》里的众多姓氏可就得重新站队了。第一等自然以皇族为尊，第二等的好座次自然要留给外戚。第三等，则是为当时朝中历任宰相公卿预备的。要在这里有个一席之地，至少也得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显爵才行。

不过，把可怜的崔民干往哪里放呢？

我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郁郁不得志的黄门侍郎拈了起来，放在朝廷三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的第三等门阀士族之中。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我编撰《氏族志》，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在政治格局中替皇室及跟我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众臣谋取一个名位身份。那么，《氏族志》也就必须要妥协。

旧有的门第观念自魏晋以来，传承数百年之久。其影响力之巨大，哪怕是英武天纵如我，也没有办法在一朝一夕之间尽行除旧布新，推倒重来。

动作太快、步子太大，反而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份将旧有世家大族尽数驱逐出去的《氏族志》，很难得到天下人的认可。那么，勉强在这上面分到一个第一第二等的席次，又有什么意义？

这些可怜的文武重臣，还是只有偷偷揣起自己那颗不大自信的心，为了挤进“真正”的高门冠盖之中，不惜放下身段、觍起老脸，前去恳求人家赏脸结为姻亲，以求获得世人之承认。

这样的《氏族志》是没有什么公信力的，我编它来又有何用！

怎么办？

很简单，只有拉一批人，打一批人，才能将大唐朝堂内外的新格局彻底奠定下来。那些家世衰微之人、三心二意之人、心高气傲之人，将被永远地驱逐出去。而取代他们的，既有如今的新晋贵戚，也有历朝历代以来与他们互争雄长、彼此不服的旧敌宿怨们。对这些人，除了按照“尚官”的原则之外，我也根据其实际力量的消长，按照“尚姓”的传统观念予以拉拢照顾，使得他们团结在我的旗下，与我所培植起来的新贵们一道，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而竭诚效力。

贞观十二年春正月，这部全国瞩目的《氏族志》终于最后定稿，其中共收入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按照品级门第共分九等，多达百卷。我即刻下令颁行天下。

自此以后，用官爵来排列门第等级，便打破了以往纯粹以郡望作为门第凭借的老传统。它看起来不过是我那赫赫文治武功中的一项无足轻重的点缀，实际上，有了这个东西，朝野中潜在的政治力量对比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皇室和中央官员的威信自此也大大提高，这和我开科取士、设弘文馆一样，成为了我化解、平衡各方掣肘势力的撒手锏之一。与前代相较，尤其是与隋文帝那令人沮丧的尝试相比，《氏族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九五之尊，帝王之威，由此而始。

朝野内外，指挥如意，也由此而始。

《氏族志》啊《氏族志》，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东西！

想到这里，我满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