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2、零碎话(1)

拍手笑沙鸥 作者:王跃文


老家的村子离县城不远,我对城里的印象却不深。上小学时,每个学期会看一场电影,多半是反复看过的《红灯记》、《沙家浜》之类。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钱,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还有余钱吃一根冰棍。这个印象保持了十几年,直到我二十二岁去县城工作。我去县政府报到之前,从来没有进过那个大院。小时偶尔在城里逛街,也不曾注意过那个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县政府办公室,派给我的直接领导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岁,或者更大些。同事们都叫他老周,我却叫不出口。我感觉叫“老周”不太礼貌,平辈之间才可这么称呼。老周见面就说起我父亲,似乎他们是有旧缘的。于是,我依着父亲这层关系,叫他周伯伯。老周略为犹豫,愉快地应了。

过了些日子,隐约听得有领导说,同事之间最好是称职务或同志,别的称呼都太庸俗了。我着实吓了一跳,却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头上没有职务,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于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终于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说:干到快退休了,混了个伯伯级别。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愿意我这么叫他。

周伯伯最后被提拔了,职务是副科级秘书。人们开始喊他周秘书,我仍叫他周伯伯。秘书在我看来似乎不是职务,跟在领导背后屁颠跑的都算秘书。我还听到一种说法,秘书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县政府不设秘书长,他永远只能是秘书。何况,他眼看着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样文章的启蒙老师,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却快到退休,才弄了个副科级秘书。他退休那天,单位开了个欢送会。同事们说尽了他的好话,似乎这个同志早该当更大的官。那时候,单位有人调走,也得开个欢送会。通常是买些糖果,大家嘴里嚼着东西,拉拉杂杂地说上几点。被说的人必做得很谦虚,微笑而不露骄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欢送会那天,我心情很有些忧伤和灰心。我想自己临到退休,假若也是个副科级秘书,人生未必太黯淡了。过了些日子,偶然听人说起周伯伯的过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说周伯伯年轻时很有才气,就因为某事得罪了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从此,多年抬不起头。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历次运动都如过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却已老之将至。

我的官样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谢周伯伯。外人都以为官样文章好写,不过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实不然。官样文章,难就难在学校没教过。中文系都有应用文写作课,可课本上的东西在官场完全应用不上。我因为官样文章渐有名气,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级干部。记得有回去县瓷厂调研,厂长坐在山顶的会议室,俯瞰着山下的县城,不由得豪情万丈,说:有些欧洲小国,不就只有我们县这么大吗?这么想啊,我就是一个国家的瓷器大王!我听着实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当于小国家的副部长了。

县政府工作那几年,过得很开心。官样文章得心应手了,多年的文学梦开始苏醒。最初写散文,一篇叫《书房小记》的小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湘江文艺副刊”。很有些兴奋,印成铅字的豆腐块,总共一千多字,我反复看了好多回。那个日子我也记得:1988年8月8日。数字很吉利,做生意开张,大概应该选这种日子。

那时候的小县城里,谁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被看作人物了。我听着人家称呼才子,心里颇有几分得意。机关才子的名声早有了,如今又是人们眼里的作家。我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就开始写小说。起初找不着路数,好几个小说都只开了头,或写了个大半就放下了。第一次把小说写完,应该是1990年。我把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寄到《湖南文学》,很快就发表了。小说是黄斌兄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刊物有所谓约稿和自然来稿之分,总以为编辑凡稿必看的。看来,凡事都有机缘。当时刊物的几位老师,王一平先生、潘吉光先生、李慕贤先生,都对我大加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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