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会完全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2004年国家搞城市发展规划，竟然有183个城市上报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最起码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支撑，乃至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配套。中国有几个城市能称得上国际化大城市？屈指可数。虽然我国目前有662个城市，但好多城市的政府所在地其实还是一个大镇或者是小县城，连这样的城市也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可能吗？既然没可能，为什么又要做呢？一个中部地区的市长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一个中部内陆城市变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意味着市长有水平有能力，这么有水平有能力的市长，还不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为人民和党工作吗？当城市上水平上台阶时，领导干部头顶上这顶“帽子”也要水涨船高。如果他这么想，这发展就不再是为社会与群众的发展，而是为一己私利的政绩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现实需要和发展质量。现在我们常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工程都是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出现的。当年，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心血来潮要建飞机场，可阜阳市政没钱，怎么办？招商引资、银行贷款、公务员捐工资，后来还不够，就对每个农民摊派，惨淡经营凑了近三个亿，把飞机场给建起来了。可是，阜阳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等内陆城市，没有那么大的物流与客流，机场建成6年后才重新启用，这期间跑道上都长了一尺多高的草。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怀忠心里很清楚：机场竣工之日，就是他升任副省长之时，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借钱怕什么？欠债怕什么？自有后来人还去。这样的政绩，这样的发展，对于人民群众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政绩，有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有效性。中国是个缺少资金的国家，为了引进外资、招商引资，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可我们自己有的钱在如何花的过程中也出了大问题。前些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达到30%以上。对这一数据我不认同。我说其中好多钱花得看起来可能没有经济效益，但属于花钱买社会效益，这些钱我们是必须得花，不能算成投资决策失误。但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比企业高并且高很多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做企业的朋友告诉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企业一般把失误给控制在5%左右，如果突破10%就“割肉”跑了，绝对不能让它烂下去。企业能控制失误率，为什么政府做不到？是我们政府官员水平低吗？我们有的干部说，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个失误决策，而是明知道它是失误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决策，是为了追求决策本身带来的收益。西部有个年轻市长，到了北京舍不得住宾馆，辛辛苦苦跑一个他明明知道注定亏本运营的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工程开工，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工程开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1.5到2个百分点；工程开工，需要人干活，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工程开工，人来人往，吃喝拉撒，市场也繁荣了。政府四大考核指标，通过一个项目就全部搞定，何乐而不为。国家的钱打水漂，不能说他没有皱眉头，但他皱着眉还会这么干，就是因为发展理念出了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前些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并不是个案。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对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发展进行反思？ 

这些年来，经常听到有党员干部告诉群众，改革是要有成本的，发展是要支付代价的，大家要忍受成本、支付代价。可是现在有些发展，不仅没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甚至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前几年广东的新宁矿难，坍塌的煤矿下埋了123条人命。煤矿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先算账，一算账发现赚了不少钱，就想拿三亿来摆平这件事。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抓得紧，不是社会舆论越来越透明，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让他给摆平了。这个煤矿没出现坍塌之前，我们能说它不是个好的项目吗？把地下的煤挖出来，国家有能源使用，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煤老板有利润，矿工有工钱。可是当这一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时，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发展又是为谁在发展？不仅是在当代中国，在任何社会形态和任何历史阶段，人都是目的，不能变异为手段，发展都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异为目的。退一步讲，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人不可避免地具有手段的属性、具有工具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手段、就是工具，更不意味着成了一些群体、一些集团、一些成员实现其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