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高污染。这些年，小造纸厂确实能换点钞票，大管子把废水排到河里面去；小水泥厂，能赚点钱，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腰包好像鼓了，但蓝天白云离我们越来越远，青山绿水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事情。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虽然破坏环境不应该，可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可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但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两难中选择？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污染的发展，要经济，没有环境；要环境，没有经济。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就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太平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不论是出于国际主义考虑，还是战略考虑，我们都要进行抗美援朝。三年下来，我们欠了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可是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

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