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知，童年太美，社会太难。一夜之间将我们从天上扔到地下，没人再当我们是孩子。

夜晚收工回到剧组，白天的难过依然触目惊心。体内蛮劲又上来了，倔强发誓：我要努力把角色演好的！不能让你小看了我，一定要等到你改口，说选对了人！

暗下苦功，头天夜里看着通告将第二天要拍摄的所有台词记得滚瓜烂熟，坚决不容出错。即便夜夜睡眠时间不超过五小时，拿着剧本把自己关厕所也要把台词记好为止；到现场再也不随意说笑玩闹，而是静坐角落体会角色，保持状态。不懂就问，不明白就学，迅速将自己所有的不足弥补起来。

一个星期之后，李导没再骂过我一句，也没任何不满。自己越来越接近角色，灵魂合二为一。导演说我往那一站，不用演就是刘杏了。最后，李导一改此前的严肃，在现场主动跟我开起玩笑：哟，刘奶奶，您来了啊？化好妆别冻着了啊，刘奶奶！

说得大家一顿乱笑，现场氛围轻松。开心至极的人，自然是我。用加倍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认可尊重，赢得了轻松自由。

谁说80后就柔弱无能了？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学会成长与适应的孩子。给我们一点耐心，让你看看80后强大的精神和力量，谁也别小觑！

人生就是如此，有悲就有喜，有笑就有泪，不可能永远阳光，亦不会永远苦痛。拍摄这部戏时，艰辛苦难与开心欢笑一起交织。

刘杏一共有一百七十多场戏，其中九十多场都发生在一家影楼。十几天时间要将九十场戏拍摄完，简直跟赶贼似的。一天下来最多要拍十六场戏，憋了好几场都没时间解决想上大号的尴尬问题。

拍完一场，化妆师就喊"快来补妆"。然后你正补着妆，服装师就已经拿好了下一场戏要换的服装，一脸跟太监似的傻笑，像个电线杆一样杵在那，等着你补完妆就换。这衣服才穿上一半，场记那边就开喊："现场布置完了，演员准备好了没有？演员过来！"

只见我立马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撒丫子就往现场赶去。差点就把正在给我系鞋带的服装师给满地拖着跑。

最惨烈的莫过于一整天拍室外戏了，大冬天零下十二度拍夏天的戏。我穿超短裙、薄丝袜，那叫一个凉快。还得和演"柱子"的小演员一边吃冰棍，一边商讨。当天没有太阳，北风那个吹的把我当白毛女吹了。一拍拍了一个半小时，我和柱子陆续吃了七根冰棍才拍完。七呀，多吉利呀，连吃冰棍都吃成我的幸运数字。

外面冰雪交加，我们还得假装是夏天，还得假装热得恨不得把身上仅有的一层薄衫给撕了裸奔，还得狂吃冰棍下肚。姐玩的不是演技，是老命啊。

在剧组拍戏最辛苦的，还是觉睡不够。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化妆。到了现场，我们困得逮哪睡哪。

演男一号李国安的最厉害，有场戏是他被打晕了，受伤躺在医院病床上。他当时的确太困了，愣是躺着躺着就睡着了。等赵鹿走进病房，看着昏倒的男友伤心痛哭。哭着哭着，突然床上那位伤者打起威震天的鼾声。大家笑得眼珠子都掉出来了。赵鹿乐得就差把那点滴的针头直接往自己手臂上扎了。

这次拍戏，母亲找曾在军区的舅舅要了一件部队特制的军大衣，那可是大衣里面打着红色印章，写着"一九七五年某某师"字样的专业军大衣啊。这一次进组拍摄，穿着如此保暖的大衣拍戏，既风光又威武，真把自己当司令了。

拍摄王府井的一场戏，地点在教堂门口。大街上那么多人，我们穿着军大衣毫无顾忌地呆着，默戏。

一老奶奶刚刚正在一旁打太极拳，跑过来问我："哟，姑娘，你这是要演结婚呀？画得一脸跟猴屁股似的，真好看。"

都跟猴屁股似的，还真好看？我很崇拜这老奶奶的文学造诣，乖巧回答她："奶奶，我们不演结婚，演别的。"

"不演结婚，那你穿个军大衣干啥？"她还是很疑惑。

穿军大衣结婚，还跑到教堂来结？什么逻辑啊？我这是脑子烧坏了我？

在剧组最担心的就是演员生病，若是病倒了，会严重影响拍摄进度和质量。但演员生病也是常有的事，所有人拍摄之时都可以穿成个棉球，只有演员不能。说穿夏天的裙子，你就得脱得精光；说跳水游泳，你就得跟鱼似的往冰水里蹿；别的人若生病了，都能找人顶替，只有演员不能。因为观众看电视时，只认你那张脸。

北京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拍摄的条件艰苦，我们都相继感冒，并开始发高烧。制片方陪同导演跑宾馆来关切慰问，却强迫我们赶紧吃药打针，必须两天之内迅速恢复，两女主角都病倒了，整个剧组拍谁去啊？

趁着一天下午没我的戏，自己一个人赶紧跑到小区的社区医院，看完医生打两瓶点滴花了我三百五十多块，这一打就打掉我一集戏的钱啊。